【视野】精细的“社会表演” ——日本基础教育考察印象记（之一）

2010年10月12-10月25日，有幸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的邀请，随中国教职员访问团参观访问了日本东京、宫城县气仙沼市、大阪七所学校及其他文化教育设施。临行前，教育部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对访问团130多名团员进行为期两天的培训，培训者所担心的访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故事”没有发生，至10月25日下午4时半在北京机场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与培训有关，更与日方的精心组织、精细的社会表演有关（文中使用的“表演”“作秀”是中性词，没有贬义。参加孙惠东：《社会表演学》，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页）。打开《中国教职员邀请活动》手册，每天活动时间精确到分，活动分组情况、具体内容地点、访问机构信息、担当者、联系方式等一一写明，连“演出”服装（便服、商务便服还是商务服）也一一规定。日方周到细致的安排，不因当时沸腾的中日钓鱼岛之争而发生任何改变，一切如期举行。当地报纸一方面报道中国成都等地群众游行、冲击日本料理的情况，一方面刊出日本“热情接待中国基础教育访问团”的照片，让你感受到今天这样一个国际舞台上，“我秀故我在”，你优质且作秀，你才会脱颖而出。

几乎每天都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仪式。被告之一定要穿正装（“商务服”）出席的有三次：13日在东京大都会艾德蒙特酒店“水晶厅”举行的开幕式及当天晚上的欢迎酒会；18日晚，宫城县气仙沼市政府举行的欢迎交流会；24日在大阪丽嘉酒厅“山乐”厅举行的闭幕式。每次总经历着访问团入场、主持人宣布开始、各方领导致欢迎辞、中方代表团团长讲话、互赠礼品、宣布闭会等程序。所不同的是两次欢迎时安排宴席，而离别时不安排散席饭。中午12点多结束，每个人自己觅食。似乎人走，茶也该凉了。不过，25日上午，亚洲文化交流中心的负责人及其随从还是赶到酒店送行。他们来，还有一样特别的任务：将我们在国内出发前就领到的成员“标牌”（挂在脖子上，标明自己身份的）一一回收。这是为了节约资源、反复使用，还是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访问学校，除工作人员和翻译外，没有官员陪同，出来迎送的是学校师生。14日上午，到横滨白鹏女子高中，学生代表手持中国五星红旗与部分教师一起，在校门口夹道欢迎。到达学校体育馆，校乐队先奏校歌，再奏中国歌曲一首（记不得歌曲名称了），副校长在一旁主持欢迎仪式，校董事长藤原先生走上正中的主席台致欢迎辞。然后，中方代表团团长讲话。

18日下午到气仙沼市松岩中学，全校师生列队夹道欢迎。部分师生伸出手来和你握手。19日下午4点多，离开气仙沼市唐桑中学，全校师生一起在操场边，夹道欢送，直到看不见汽车。汽车转了个弯道后，开向返回宾馆的路上，哪知道五六个老师竟然跑步翻过山坡，抄近道，再次来到汽车前，向你挥手致意，让代表团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

21日一大早，坐船来到气仙沼市大岛小学，学校负责人在图书室接待了我们，主人将茶水温热后放在桌子上。中午来到大岛中学，正值午饭时，全校师生夹道欢迎。来到学校图书室坐下，校长致欢迎辞，然后才与学生一起“体验学校伙食”。我们与初中学生一起分组吃饭。有菜有汤，饭菜倒也可口，吃光，可我们那个小组，4个学生中有两个饭菜没有吃完，倒了。傍晚，离开大岛时，前几天接待中国教师家访的那家人赶到码头送行。一个80多岁的老太送给全团教师每人一个小小的贝类工艺品，据说是她自己绣的。码头上7-8送行的人手持着彩练的一端，我们牵着彩练的另一头，双方挥舞着，唱着歌，直到轮船远去，看不见为止。在这些非正式的民间迎送活动中，终于触摸到真情的自然流露，而不仅仅是空洞的形式。

15日上午去武藏野东中学参观，没有欢迎仪式，可能是学校校长出差在外，教导处主任出面接待，他不便代表学校安排。

17日，我和代表团另一个团员，共同去气仙沼市的小野寺仁家家访。小车开到庭院前，小野寺仁率全家老小在门口一同迎接，兴奋地带我们参观了所有的居室，端出丰盛的晚餐招待我们。临别时，小野寺仁70多岁的母亲跪在门口不住地叩着头，和我们道别。女主人精心替我们准备了礼物：一盒食品、两本儿童图画书、一张她自己的名片。离别时依依不舍说“再见！再见！”，其实再见的机会渺茫，想起这有些心酸！

人类学研究者讲：“仪式根本上是一种表演，通过这种表演，神圣与世俗的社会存在得到划分，一种人的存在的物质性和世俗性被排斥在仪式之外，而一种超验的人的精神存在以及圣神性得以进入并得到表达。”这段话侧重说的宗教仪式。不过，许多仪式礼节发源于宗教，都需要从表演者的象征性动作中推论出意义来。在日本，经历了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官方的与民间的、隆重的与简便的迎送仪式、礼节，总是感到现代西方文化与东方传统不那么协调地交织在一起，异常显目。13日晚餐，大家穿西装、系领带、用刀叉、吃西餐。可席间，却邀请两位年轻艺人穿着和服，用古筝，弹起日本民族歌曲，让你在吃西餐中享受大和民族古典音乐美。

同样，18日晚，在气仙沼政府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大家穿西装，系领带，用刀叉，吃西餐，仿佛非西方不足以表达浓重礼节，席间却安排了敲打和太鼓活动。再细瞧，你会发现每次仪式活动中的等级差别。12日下午到达日本安排“说明会”，亚洲文化交流中心事务局人物交流科长佐佐木万里子在一旁主持，事务局局长岛津正数走上主席台致欢迎辞，说明交流活动的宗旨。那主席台有台阶，比主持席明显高出了许多。主持人只能站在一旁的主持席。第二天开幕式，因为亚洲文化交流中心的理事长田村哲夫等出席，昨天的事务局局长变成了主持人，他只能站在主持席讲话，没有资格走上主席台，而那些交流中心的工作人员只能在最边上乖乖地听。在白鹏女子高级中学，校董事长到主席台致欢迎辞，副校长在一旁主持。学校还安排了两名女中国留学生协助主持活动，不过，她们只能站在离副校长两米左右的一旁说话，说着不流利的中国话。代表团与学校部分师生合影，离开时每人发一张合影留着纪念，不能不让你佩服其办事的效率。不过，给团员的照片是小的，给团长的照片却是放大的，这尚礼的同时也放大了等级。在日本，没有等级观念无法就坐入席，甚至无法开口讲话，这实在是一个没有等级意识就无法生活的国家。家庭访问中，我们看到始终陪同着我们的是男主人小野寺仁，他的男孩，一个高二年级的学生才有资格面朝南，坐在父亲的旁边。她的妻子不断端茶送饭，偶有机会坐边上吃一会儿饭。而那70多岁的老母亲只是在厨房忙碌着，一共没有机会坐在正厅吃饭。不是长幼有序，而是男女有别。据调查，在日本有97%的女子出嫁之后改跟丈夫姓。传统的等级观念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顽强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同城池一样坚硬。日本天皇从初始神武天皇至当今平成天皇，已历经125代。在日本人看来天皇如日月不可逾越。万世之下，其所能做的，便是一心一意侍奉天皇完成大业。每个人过着与自己“身份相适应”的有序生活，“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制造着如时钟般准确运转的社会。每个人都成了社会的“组织之人”，打造组织形象，维护组织利益。

当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一些礼节也融入人性化的内涵。如在公共场所尽量不干扰别人。到文化设施参观，每一个发一个耳机，导游、翻译通过耳机给大家讲解，不使用喇叭。汽车总是让行人，不鸣笛。

日方安排参观的，一定是他们心目中认可的，甚至是最好的。15日在东京参观了两所学园。上午参观的武藏野东中学是武藏野东学园的一个部分。学园创办者从创办幼儿园开始，向小学、中学逐步延伸，至今成为集幼儿园、小学、中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学园。学园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无法直观。

下午，去玉川大学参观。玉川大学坐落在一片郁郁葱葱的山林间，与当地社区连成一片，看不出明显的边界。一了解发现玉川大学是玉川学园的一部分。学园除了大学外，还有幼儿园、小学、中学、高级中学，什么教育都有，比武藏野东学园更加齐全。玉川大学有文学部、工学部、农学部、经营学部、艺术部、教育部等等。在玉川大学，我们参观了蜜蜂研究所，这里向全世界发行《蜜蜂科学》杂志，据说亚洲蜜蜂研究会秘书处设在这里。每年世界各地养蜂爱好者大约300人来这里聚会一次。还参观了生物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分解太阳不同的光谱，比较红、紫、绿、蓝等等不同光谱下草莓的生长状况，模拟太空情境下的植物生长过程。据研究者介绍，红色光谱下长出来的草莓最好吃，而绿色光谱下长出来的草莓最难吃。

这里的“大”是指企划整体的构架，而不是某一局部的非理性膨胀。在对话互动时，我问：玉川学园既办基础教育，又办高等教育，这是一个怎样的整体上的考虑？学园是如何促进各块教育之间的良性循环的？研究所的女教授对我的问题答不上，可能她只是在一个研究人员，没有必要思考这一问题，但这确实引起了我的注意，是我所要思索的。这不仅是因为在国内很少见到如此学园，我更关注的是：最初小小的幼儿园，后来怎么就变大大的学园？那蜂蜜生产研究基地坐落在一个山坡上，走过去化了不少时间，房子已有些失修，蚊虫到不少，可人家长期致力于探究蜜蜂是从哪些花粉中采蜜；蜜蜂遭受偷袭后，是如何组成群体反抗的；东方蜜蜂与西方蜜蜂之间是如何交配的；蜜蜂的大脑结构如何；北半球缺少蜜蜂，原因是什么，等等。这里有这么一群人总是想把有关蜜蜂的问题搞深、搞透，有领先世界的研究成果，成了亚洲蜜蜂研究中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岛国，有着异常的把小的做大的国民心态。出面接待我们的不是日本文部科学省，而是“UNESCO亚洲文化中心”，作为联合国机构之一，“以日本为据点致力于为国际合作作贡献的财团法人”。在气仙沼市，我们所去的孤岛，9万平方米，人口3244人，1400多户，当地人命名为“大岛”，岛上有“大岛中学”“大岛小学”。日本人见面后分手，用以鼓励对方的临别赠言便是“请坚决变大吧”，它期待你发展，祝福你未来美好，而美好就是“变大”、“变强”、“变上”。他们迫切需要的是“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大东亚共荣圈”“一流国家”“一流学校”“一流人才”。坚决变大或许成了日本社会变化的“原动力”，而武藏野东学园和玉川学园是东京学校教育两个由小变大的典型。翻译田中女士自我介绍，说自己与我们的熟悉的田中角荣没有血缘关系。她介绍日本情况时，总是要在日本前面加上“我们”，“我们日本……”云云，不时流露出“大日本”的自豪。

处在“下”“小”的位置一定不舒服。由小做大，才不会被欺侮、被吞并，才有安全感。玉川学园，可以对学制作整体设计，1-4年级小学，5-8年级为初级中学，9-12年级为高级中学，学生升学时优先考虑。高中生可与大学生一起上课，幼儿与大学生一起做冰淇淋，打破年级制的局限，突破人才培养模式原有的框框。把小的做成大的，靠实力，还要克服体制障碍。武藏学园也好、玉川学园也罢，它们都是私立的，不在国立或县立的标准化的学校建制之内。

13日上午9：30-10：15在东京大都会艾德蒙特酒店2楼“悠久”厅开幕式之后，日本文部科学省初中级教育局中级教育企划科科长助理三木忠一向我们介绍“日本的初等中等教育制度”，印发了具体而有简明的资料。如其中的“日本公立中小学各年龄段教员数”用直方图刻着从20岁、21岁—59岁、60岁每一个年龄的小学教师、初中教师数、所占比例，并注明据“2010年3月31日文部科学省调查”，让你一看便知日本中小学教师年龄结构的失衡，50岁以上的教师占三分之一。资料显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相当于我们的课程标准）的变迁，从上个世纪末就将“生存能力”作为中小学教育的核心目标，2008年的修订再次坚持这一宗旨，将“一流人才”的培养目标锁定在“生存能力”上。

对于日本中小学以培养生存能力为目标的课程改革早就听说，只是不知其赋予生存能力以怎样的理解与实践解读。三木忠一说的“生存能力”有三个要点：扎实的学力、丰富的人性和健康的体魄。学校对生存能力有自己的理解。东京白鹏女子高中确立自己的办学目标是“培养参与国际竞争的一流人才”，她的生存力重在指在激烈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发展的能力，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日本国土虽小，却一直要在国际竞争的大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学生在狭小地域中成长，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得不顽强地生存。“学生生存的世界是，世界中的问题和课题都是自己的课题，反之亦然。所以必须得学会去面对。”学校所重视的国际理解教育，绝不仅仅是学习外语，输送学生到外国留学，更重要的接纳国外留学生，接受日本的文化与教育。气仙沼市松岩中学体育馆上贴着赫然的标语：“克己”。面临处“下”的不舒服，必须学会克己，刀架在脖子上也要忍，这是否所谓“丰富的人性”要求？气仙沼市支援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将自己的培养目标设定为五个方面：身体结实的孩子、自己的事自己做的孩子、全面关系很好的孩子，喜欢学习的孩子，拼命工作的孩子。也许是教育对象的特殊，她将健康的体魄放在第一位。其实不仅仅是特殊教育学校，日本的普通学校也非常重视体育与保健。2008年修订学习指导要领，将“武道”作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初中“体保”课与外语、社会课时一样，每周3课时（国语、数学每周4课时，理科每周2课时）。学校每天下午文化课学习结束后，为体育社团活动时间，每个学生必须参加一个体育社团活动，时间长达两个小时。在家庭访问中，我们了解到一个高二学生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单程45分钟，下午5点后参加乒乓球训练两个小时，回家做家庭作业至夜里11点、12点。你不难从这样的教育中感受到武士道之魂。从中小学课程表及学校教学活动中还可以看到日本中小学将“职业生涯教育”贯穿在基础教育的全过程，小学开设生活课，学习做料理、做家务，中学组织除了在校内学习各种工艺课程外，还组织学生到社区参加连续性的职场体验（文部科学省要求15天），初步认识本地的产业特点，向不同行业的人学习，懂得工作的意义，进行人生规划。

看来，日本人所讲的一流人才的“生存能力”并不限于人在野外状况下找水、辨方向、觅食、解决火源、保持体力等，它还增加了思考力、作出判断、采取行动的能力，以及自我约束、与人沟通、同情心等等更多的内容，学会面对由小变大过程中的各种挑战。不过在丰富其内涵的同时，却没有放弃原初的、最基本的东西。在白鹏女子高级中学的柔道课上，我们看到了学校招聘的壮实的男教师与女生摔打在地板上。即使在气仙沼市一个岛上小学，也有自己宽大的体育馆和操场（倒是每一所的学校教师办公室三四十个人挤在一起，图书室也很小，并且兼做会议室，没有看到专门的图书馆及专门的会议室），而且不是摆设，你可以随时看到孩子们在活动：棒球、柔道、体操等等，每个教室内，没有那多戴眼镜的和肥胖的，确如培养目标所言的“身体结实的孩子”。有着尚武传统的日本今天仍称孩子为“风之子”，孩子的穿衣原则上要比大人少一件，穿着单衣在寒风中行走，才能培养自己的御寒能力和坚强的意志。每天提醒我们要加衣的翻译田中女士，自己却经常穿着短袖。在生活在岛国的日本人的心目中，物质在丰富，生活在优越，生存的危机始终存在，没有结实的身体，坚强的意志力，何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挤身世界强国之列？日本人曾经用刀演出过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进行曲，这一进行曲在今天基础教育的回音壁上发出刺耳的声响。

14日去东京武藏野东中学访问，校长出差，教导处一男一女两位主任接待了我们。女主任在学校概况介绍以后，立即将重点转向“混合教育”与“生活疗法”专题。学校初中部12个班级中，有3个班级为特殊班，招收自闭症儿童，制定两种教学计划，一部分科目分开上课，一部分科目如体育，两种班级混合上课，容纳自闭症儿童一起学习。学校组织文化节、运动会、旅行等活动，也将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混合编成活动小组，促进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学校还为自闭症儿童开设了剪纸、制陶、电脑、器乐、绘画等专门的课程，努力让自闭症儿童融入正常生活。初中部300名学生，有42名教师，教师配备比其他学校要宽松得多，这或许沾了特殊教育的光。参观教室时，我看到课间自闭症学生正吵闹个不停，便对是否为自闭症儿童产生了质疑。翻译田中女士连忙解释道：当初自闭症的鉴定是由专业人员按专业标准进行的。这些学生自小学低年级入校，经过多年的教育与治疗自闭症状已经有所缓解，所以同你们在国内看到的不一样。其实，我的质疑是基于在加拿大多伦多某小学观察自闭症儿童治疗的经历（不是在国内）。中国的自闭症儿童状况如何，我并不清楚，或许根本没有发达国家那样成为较为普遍的儿童发展障碍。在回宾馆的路上，她又在车上对访问团全体团员作了同样的解释，且声音响亮，在强调着什么。

17日下午访问气仙沼市立松岩中学，一进学校便把我们带到操场上，观看学生分组打高尔夫球。每组五六个孩子中有一个残疾儿童，坐在轮椅上，在同伴的协助下参与活动。活动结束后，大家集中，一个在日本少见的体胖教师向我们介绍学校如何利用“综合学习时间”，每学期定期与支援学校开展交流活动，30年来坚持不变。休息期间，想开个小差，看看学校的其他场所及师生活动，可在楼道口刚拐弯，就被告之不许。不给你看的，你看不到。你必须是有组织的参观。

20日上午，我们来到气仙沼市支援学校，整个气仙沼市的一所专门的特殊教育学校。那天从酒店出发比较早，赶在8：30前到达学校，与学校校长、老师一起站在校门口过道边，迎接孩子们的到来。大部分孩子由学校用统一的校车接过来，每个残疾的孩子后面总是跟着一个成人辅导员，他们负责这个孩子的全程护理与学习。不管孩子们是否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否听懂我们的语言，我们都一一向他们弯腰致礼，不停地说着“早上好”。接着，听学校校长介绍。随后参观特殊儿童的专用教室、各种教育教学及生活设施。在打鼓训练场所逗留时间较长，只见真正能够独立跟着辅导老师节奏打鼓的是少数儿童，大多数孩子被在旁边的辅导员牵着手敲打的。一个智残女生到了打鼓场就害怕，辅导者将她安排在一旁听，听得不耐烦的时候她便从座位上溜走，辅导者跟着又把她拉回来。从打鼓训练场走出，听到走廊上一阵阵嚎哭声，只见一个女辅导员正在追赶着一个比她身材大得多的智残少年，试图制止之，可没有效果。一位男辅导员前来帮忙，将其拉到卫生间，关上了门。哭声变小了。

特殊教育学校安排更多的人力。小学部：10个班，儿童24人；中学部：4个班，20人；高中部：8个班，39人。教职员59人。那些残疾程度较重的，还安排了专门的成人辅导员，全程跟踪辅导。而它的“特殊”恐怕远非止于此。总共看了7个学校，竟有3个学校聚焦特殊儿童的教育。显然，特殊儿童需要特殊的关爱。我们比较多地关注成绩优秀的、外表清秀的，成绩差的可能会另眼相待，从内心里接纳体残的、智残的则更加困难。也许我们只有在对特殊儿童的尊重、关爱中真正学会对人的关爱，体会到对什么是人性、人权的尊重；只有在亲历了特殊教育之后，才能真正感受到基础教育的特殊性，体会到如何让每一个孩子都接受到公平的教育，共同分享着温暖的阳关和人间的幸福。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日本很多教师及教育管理者都有支援学校的工作经历（日本公办中小学教师每4年一次的工作轮岗）。并非专门的特殊教育考察，可同一个专题，反复强调，重复出现，这意味着什么？精明的日本人不会犯低级的、简单重复性的错误，这或许是在告诉你，他们是如何培养丰富的人性，是在彰显着日本对人性、对人权的尊重，炫耀着“大日本”教育的公平、公正。舞台、灯光、镜头多次聚焦特殊儿童的教育，该看的应当让你看个够。

——本文原载于《教育研究与评论》（综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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