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11期 洪岩璧:理解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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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引】本期《博士论文背后的故事》专栏,继续邀请那些优秀的博士论文作者,来给大家分享博士论文创作背后的故事。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洪岩壁博士。
【作者简介】洪岩璧,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2013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先后在《社会学研究》、《社会》等期刊上发表文章,曾获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第四届“社会学优秀成果奖”论文奖(2015年)。


石头君邀请我回顾自己博士论文写作历程,心中颇为忐忑,因为自己博士毕业三年多了,却无任何与博士论文相关的片言只语发表。因此,颇有点不堪回首,更几乎谈不上什么分享成功心得,或许有价值的是给诸位博士候选人提供一些经验教训吧。当然,不可否认,弯路也自有其价值,从中也能获得一番与众不同的体验,收获不一样的知识。


一、从社会学系到教育学院


我2008年北大社会学系硕士毕业后到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跟随白杰瑞(Gerard A.Postiglione)教授攻读教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学位。之所以去教育学院读博士,一则是因为之前已经和白教授联系过,他给我了offer;二则是考虑到我的硕士论文是做族群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如果想在教育社会学领域继续有所深入的话,去教育学院或许可以接触到研究教育的多学科视角,加深对教育的理解。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还想回到社会学系谋求教职,去教育学院读博士并非良策,因为很多社会学系招聘时都注明要求社会学专业博士。


自己之所以选择香港,是因为比较懒或怯懦,觉得考GRE太可怕了,因此就考了个托福。香港的大学(除了个别专业)是托福、雅思、GRE都承认的,甚至有时候只有四六级成绩就可以。后来人大的一位老师就说,既然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还不如拼一下。诚然如斯,应该给自己更广阔的选择。但大错既已铸成,后悔亦是徒然。有意思的是,我们硕士班的四个男生最后都去了香港,两个在香港大学,两个在香港科技大学。老姚(姚泽麟,石头注)在港大社会学系读博,我们常常一起吃饭聊天,吐槽香港的生活,抱怨港大的课程,并探讨新近的阅读和研究进展。


作者与姚泽麟博士


初到港大,既惊叹设施和图书之完备,也对课程有点失望。港大承袭英国体制,之前博士生不需要修习任何课程,后来借鉴了美国经验,博士生需要修满少量学分,但学院开设的多数课程是为专业硕士准备,难令我辈解馋。尤其在方法方面的训练更为不足,这方面港大显然不如科大。唯有自己看书,当然港大的藏书没得说,无论中英文,还是电子期刊,都不逊于世界上多数名校。


二、选题:从“社会资本”到“穆斯林教育”


 和导师的最初几次见面,便开始讨论选题。一开始,Gerry(Gerard的昵称吧,大家都这么叫)给我开列了一些关于社会资本的书单。于是我读了一个学期的社会资本文献,但后来导师又觉得这个方向不好做,希望我改变研究方向。一开始是比较气馁的,觉得自己做了无用功,浪费了一个学期。但转念一想,我的导师Gerry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专长并不在社会资本,即使自己选择这个方向也难以获得很好地指导。因此决定选择一个跟他的专长接近的研究主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本文献都白读了,后来我跟赵延东老师合作的关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文章,其中主要观点即源自这半年多的文献阅读。由于基本厘清了文献脉络和理论思路,那篇文章写起来相对比较顺手,初稿于2010年完成,在两次会议上报告后就投给了《社会学研究》。深入研读某个领域文献不会是白费功夫,这是发现研究空白或者有趣问题的基础。当然,在有限的时间内,如果走错了路,再折回来无疑令人平添诸多烦恼和焦虑。



之后我就打定主意选择国内少数民族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接下来便是考虑选择哪个少数民族。按照官方说法,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既存在一定共性,相互间又千差万别。已经毕业的不少同门有研究西藏以及新疆内地班的,也有研究朝鲜族教育的,自己便决定研究国内回族的教育。


源起很简单,就是自己以前对穆斯林了解很少,很肤浅,多数知识都来自电视媒体。虽然大学期间有两位同学是回族,但我们也并未因此对回族和伊斯兰教有多深入的理解。从大量媒体上接收的信息让人觉得穆斯林似乎和我们很不一样,自己常疑惑真是如此吗?简言之,对异文化的无知和兴趣激发了我去了解和理解他们。


跟Gerry谈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很赞同,说可以推荐我去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那里有不少他的朋友,可以帮助我进入西北回族穆斯林的社区。至于为什么选择回族而非其他穆斯林民族,如维吾尔族或哈萨克族,理由很简单,就是语言。回族使用的都是当地的汉语方言,而西北的汉语方言与普通话较为接近,因此沟通较为便利,省却了翻译的麻烦。


研究主题确定之后,心中已不再那么焦虑,开始进行文献阅读与田野调查的准备,因为接下来要过的一关是论文开题(Confirmation)。准备期间,我边阅读相关文献,边与导师沟通,以便确定研究问题。港大要求导师和学生一般要两周见一次,讨论论文和学术研究。Gerry普通话和粤语都说得非常好,因此我们的交流往往是中英文夹杂。


对我而言,弊端便是不利于我英文的提高。Gerry对学生的指导不限于学术讨论,他也经常邀请我们一起与来访的教授进餐,在他看来这是学术生活的一部分。这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熟悉学术界的社交与礼仪,并有机会了解一个好的研究是如何产生的,因为科学或学术成果的产生过程往往与其在论文中表述的生产过程不同。研究主题相对宽泛,但研究问题则非常具体,即我做这个研究要回答一个什么问题。


这一问题的选取是否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往往决定了论文之成败。Gerry不止一次跟我说过,你应该在电梯里就把你的研究问题说清楚。他的办公室在四楼,从底楼到四楼的电梯不知是否有10秒钟,在这么短时间内把研究问题说清楚,怎么可能?我就想,如果能说清楚,我还需要花四年去研究嘛!但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是对的,说不清楚只能表明自己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还不清晰,思路尚有含糊之处。


三、穿梭于文献与田野之间


文献阅读既枯燥又有趣,因为大量八股式的学术论文虽毫无趣味可言,但汲取新知识又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过程。我不仅阅读学术著作和论文,同时也阅读有关伊斯兰教、西北回族的故事和小说,如张承志的作品。



为了对实际情况有所了解,我于2009年9月第一次去了甘肃,西北师大的王嘉毅教授推荐我去临夏州的一个村庄小学做调查,那是他们的一个调查点。于是西北师大的一个研究生便带着我坐车先到临夏,然后再坐小面包车到了红石沟村(化名)小学。学校的老师热情接待了,并向我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很多女孩到五六年级便辍学回家,待字闺中,准备结婚了;而男孩很多也不待小学毕业便出去打工,或转到清真寺中去读几年经,然后再出去打工。这是家庭的决定。我的基本问题也由此形成:家长是如何看待学校教育的?这种教育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次实地探访仅一周左右,回到香港,针对研究问题继续研读文献。从2009年到2011年,我一共去了红石沟5次,在那里断断续续待了7个多月。最后一次是2011年10月初到11月初。之后便进入最后的论文写作阶段了。


田野调查、资料搜集与回到学校的文献阅读和数据分析交替进行,有利也有弊。好处在于减少自己的漠然,每次进入田野都会有新的发现,因为在田野中时间过长,自己就会有些懈怠和疲敝,似乎我已彻底了解他们的生活,一切就是那么回事了。回到学校后就有时间集中阅读文献,对数据的初步分析也有利于下次调查方向的调整与数据的补充。


其弊端则在于不能连续性地体验当地的生活,就理解当地人的生活世界而言终究还是隔了一层。因此,自己的调查绝不敢妄称是民族志或人类学研究,而仅仅是民族志式的调查。当然,研究目的是类似的,即了解和理解当地人的生活逻辑。



四、田野:从“进入”到成为“熟人”


田野调查的第一步是“进入”。物理上的进入田野并不困难,经人介绍,当地的学校、老师和村民都会接待。不易之处在于心理上的进入,即要当地人把你当成自己人,什么话都跟你说。所有的定性调查方法教科书都会介绍一些技巧,但我的经验是真正重要的因素只有两个:以诚相待和时间。



第一次到红石沟小学,学校还没有厨子,老师都是下课后自己做饭吃。老师们便安排西北师大的研究生和我到学校旁边的老白家里吃饭,每天每人交15块钱。老白的妻子对我们很好,但也很疏远。第二次去,我还是在他们家吃饭,一开始我的饭菜都是单独准备的,我也自己一个人吃。


一天晚上,老白在给院子里的一堆旧木料拔钉子,我说要帮忙,他开始坚决不允,在我的坚持下,他才让我试试。经过两个傍晚,我们把钉子都拔完了,老白说了句:你不错嘛!那一年的夏天,我还和他们一起收割麦子和玉米。



渐渐地,他们就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在炕上吃饭。一个夏夜,我们把所有的麦子都运回家,老白请我和其他家人一起在镇上的馆子吃饭,大家饥肠辘辘,在那里喝着面汤,等拉面端上来。忽然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当地的农民,干完一天农活,享受着片刻的宁静与满足。


前两次去调查,我都是住在红石沟小学的老师宿舍,后来因为学校宿舍紧张,我不便继续占用老师的床位。有老师提出可以让我借宿在老白家里,但老白是穆斯林。一般来说,回民不太愿意留宿汉民。虽然老白有所犹豫和迟疑,但最终还是同意了。我想这是由于之前已有的长时间接触和了解。



这便提供了进一步融入他们生活的机会。我可以看到他们每天的礼拜,老白有时候还教我念礼拜词。虽然是阿拉伯文,村民不知道其中含义,但都能熟练背诵。我也尝试着像他们一样封斋,但仅一天我就支撑不住了。因为需要白天不吃不喝,晚上日落后吃饭,第二天凌晨3点多起来吃早饭。这也让我见识到了文化的力量。


为了解家长的想法,我跟随学生放学后进行家访。在村庄中走动的时日渐久,一些家长会邀请我去吃饭或参加一些仪式,在这些仪式上也会遇到寺里的阿訇和学董。因此,我借机去访谈学董和阿訇,也可以进入寺里去和学经的满拉聊天。


几个月之后,正如一位老师对我说的:我老觉得你就是这里的老师,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村民也会邀请我到他们炕上吃饭,一起看电视,拉家常。这时让我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是个熟人或局内人了。但村民和小学里的老师都叫我“博士”,这一称呼无疑显示了我与众不同的身份,也让我意识到真正的局内人是不可能的。但我想此时当地人已经可以颇为顺畅、无所顾忌地和我交流聊天,使我得以一窥他们心中的真实想法。


五、如何理解与解释“他者”


个案研究(其中包括定性和定量内容)旨在理解和解释社会行动者和社会机制。要解释回民家长的教育实践就必须理解他们对教育的看法和观念,理解他们的逻辑,以及形塑这些观念的力量。因此解释和理解是合二为一的。


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我慢慢开始理解这些家长的教育决策,甚至认同他们对学校教育的看法,但这并不代表我能很好地解释这些观念的形成,更不表示我能很好地在论文中通过经验资料的呈现来说服读者。在田野调查和论文写作过程中,一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有些至今仍使我困惑。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找出那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形成解释链条。穆斯林是信仰伊斯兰教者,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穆斯林都是一样的,从北非到西亚,再到中亚和东南亚,我们可以看到穆斯林的文化极其丰富多彩。即使在同一个穆斯林社区中,也和其他族群或汉族的社区和村落一样,其中有穷人和富人,有善良者,也有被贴上“坏人”标签者。虽然他们都是穆斯林,但更是一个个不同个体。


换言之,群体内部也存在非常强的异质性。而“穆斯林”这一标签也无法涵盖或解释他们的很多行为。访谈中,很多家长都认为学校教育没什么用,只需要念几年书能识文断字即可。对男孩子来说,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为娶媳妇做准备。这无疑是符合Breen等人提出的理性行动理论,把教育决策看做一种成本收益的考量。但同时,我又看很多家长要送男孩子去念经,即使要出去打工,也希望他先辍学念一两年经,然后再外出。似乎每个因素都在发挥着影响,因为生活本来就是整体的。但若把这些因素一锅烩,似乎又什么都没解释,仅仅是个“深描”而已。我想这也是定性研究中一些学者提倡多点调查的原因吧。对于我而言,红石沟的优点之一是可以提供村内的参照组。


红石沟村的村民并非都是回民,大约有1/5是汉民。小学里的老师汉民居多,但半数以上非本村人,不少都居住在县城和临夏市,周一到周五住校,周末回家。对汉民家长的访谈,与汉民老师的交流给我提供了一个参照组,使我能够更好地辨析家长的观念中哪些是族群文化要素,哪些是地域因素。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汉民家长也把教育看做孩子获得好工作的敲门砖。



对于当地村民而言,如能考上大专或大学,毕业后通过公务员或事业编制考试,进入体制内工作,便是光耀门楣,前途无忧了。无论回汉,皆抱此种观念。只是由于此类机会非常稀缺,多数家庭不敢想望罢了。回民纯粹以功利角度来看待学校教育,而把宗教教育视为自身文化传递与认同再生产之根本。但相比于以往把学校教育看做汉人之教育的观念,如今已有颇大变化。倘若囿于一般汉人对教育的看法,往往难以理解他们对学校教育和宗教教育的看法和认知。


第二,如何理解他们的逻辑和理性。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假定人是趋利避害的,但何为“利”?经济学文献对此已有颇多反思,包括“有限理性人”以及Sen所说的“理性的傻瓜”(rational fool)。在分析家长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决策时,难免会思考如下一些问题:他们的观念都是对的吗?抑或完全没有对错之分,文化是相对的?


偶尔一次机会我在图书馆看到布东(Raymond Boudon)的The Origin of Values一书,有种如获至宝的感觉。此人就是提出primary effect和secondary effect的法国社会学家布东。他指出,对工具理性的判断往往需要一个外在的观察者,根据成本收益做出最佳选择。但他认为,基于“错误”理念采取的行动也是理性行动,这里所说的“错误”仅从外在的所谓客观的观察者角度而言。布东把这种行动命名为“认知理性”(cognitive rationality)。


通过这一概念,布东试图去回答韦伯为什么提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类理性,因为从工具理性来说,价值理性必然是非理性的。那么价值理性的理性体现在何处?真正的工具理性行动要求行动者具备完全地科学性知识,而现实中的行动者是难以达到这一标准的。因此,我们的社会行动总是处于非理性到理性这一连续谱中的某点。


布东的这一认知理性理论使我可以坦然地去寻找回民家长教育决策背后的理性考量和影响机制。当前的媒体和学界都在反思中国社会的教育现状,而这些回民家长的教育实践则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反思教育的作用。教育是否就一定是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在于是什么样的教育。回民家长可以选择公立学校教育,也可以选择宗教教育,而汉民家长有选择吗?这虽然是人类学民族学批评的一种“礼失而求诸野”的路径,但对不同文化的研究和理解确实是一种跳出自身局限的捷径。


至此,我论文的理论框架已基本搭建起来了。每个人的行动都深受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制约,既包括有形的外在限制,也包括内心无形的制约。在这种系统性的力量之下,我试图用认知理性和工具理性来理解回民家长的教育实践。对于当地回民而言,宗教教育和学校教育两者不可或缺,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宗教信仰和认同是回民自我定义和身份定位的核心要素,但同时他们也追求富足幸福的生活,否则我们便难以理解遍布大江南北的“兰州拉面”。就结构与个体框架而言,文化决定了生活的诸多方面,但个体并非文化牵引下的木偶,个体也在积极追寻自身的幸福。所谓积极是指,个体既受文化影响,也在改变文化。定性研究的优势便在于揭示这一过程中结构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六、写作:最痛苦的阶段


2011年底做完田野,回到香港就开始最后的写作阶段了。英文写作对我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拦路虎。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导论的写作。记得导论初稿写到晚上2点多,然后发给导师Gerry。


结果,第三天在一个论坛上遇到Gerry,被他臭骂一顿。当然并非真正地骂,Gerry很儒雅,他只是很严厉地说:导师的职责是指导你写学术论文,而不是给你改语法错误的。然后拿出几页纸,上面满是涂改和批注,对语法和文字进行了大量修改。我顿时无言以对,羞愧难当。虽然这是熬夜写出来的东西,但深知远非精打细磨之作。一来自己的英文写作练习不足,很多导师告诉学生,每天要保持写500字,我根本没有达到这一标准。


其次,当时以为导论主要是提出自己的基本想法和思路,不需要太细致。等我如今做了老师才发现,自己很讨厌学生拿非常粗糙的东西让你来提建议,尤其如果还夹杂着不少病句和错别字。自己都没好好写,他人哪能认真看。写作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多读多写!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发现写得不错的文章,就在写作过程进行模仿,模仿其句式和起承转合,比如阎云翔的论文,是较好的模板,特点是逻辑清晰,用词通俗简明,不追求辞藻。


除了语言,论文写作的另一难题便是如何很好地把理论和数据结合起来,证明提出的观点。论文就像讲故事,旨在通过故事的讲述让读者认可我提出的解释逻辑。如果读者不能信服,那就意味着解释框架和数据分析阐述的失败。在田野快结束之时,其实我脑海中已经产生了一些观点。虽然未对数据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但个人以为这些观点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因为这是自己综合各方面资料,包括未记录下来的资料,而浮现出来看法和观点。这并非观点先行,而是一段时间的调查与生活过程中自然呈现出来的体悟。我们常说的灵感可能就是如此。这些观点不一定都正确,但接下来的数据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在验证这些看法和观点。


定性数据分析方法如今已经较为程式化了,也有不少软件,如Nvivo等。但根本仍在于研究者对资料的编码和意义赋予。这方面,Miles &Huberman著的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已有中译本《质性资料的分析》)给了我很大帮助。该书讲述极为细致,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指导初学者进行数据搜集和分析。


一个好的研究,应该是观点想法与数据交相辉映,空有想法,数据支持不足,不免空疏;数据丰富,但想法平平,则流于平庸。好的想法或灵感,必然来自大量的阅读和深入的调查,不可能是无源之水。以此回看自己的博士论文,难以令人满意,主要原因便在于资料的搜集仍然不够深入和全面。写作时才发觉,自己在田野里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并没有争分夺秒地搜集数据,似乎过于闲适惬意了。



如今再翻开博士论文,发觉要真正理解这些家长的教育决策和背后的观念,我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才毕业三年多,红石沟村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却已渐渐模糊,可能是因为我从未真正看清楚它,从未真正理解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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