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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大学 专业文献综述 合格，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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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目: |
家庭农场发展模式及对策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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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贸易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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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号: |
220131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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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
刘维忠 职称: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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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12 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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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大学教务处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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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发展模式及对策综述
作者 ： 指导教师：
摘要：家庭农场强调通过对土地的合理运用，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规模效益。本文对家庭农场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分析总结了我国家庭农场的内涵、发展现状和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家庭农场未来的发展对策，家庭农场的发展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农场，更多的关注家庭农场的内部差异化，加大对家庭农场实证性的研究，从而为家庭农场健康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有益借鉴。
关键词：家庭农场；发展模式；对策
A Summary of Family Farms' Development Model and Countermeasures
Author: Tutor: Liu Wei Zhong
Abstract： The family farm emphasizes to realize the scale 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scale benefi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an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s of family farms,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family farm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family farm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should start from China'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of family farms, family farms to increase empirical research, so as to provide a sound basis for family far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y-making reference.
Key words: Family farm； Development model；Countermeasures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规模小、分散化、兼业经营的缺陷造成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突出，这种落后的农业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进行农业改革势在必行。我国大力发展家庭农场不仅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且更是我国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选择。近些年来，我国家庭农场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
一、家庭农场发展研究背景与研究现状、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形式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家庭农场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有效解决了农村分散经营、效益低下和资源浪费等问题。随着各地家庭农场实践，大量文献对家庭农场概念、发展现状、特征、发展路径等进行了探讨。笔者通过对己有研究进行梳理，比较我国家庭农场模式特点、分析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因素，结合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研究现状探讨未来家庭农场研究重点。
（二）研究现状
在实践中，各地根据其资源享赋、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创新出多种形式的家庭农场模式，代表性模式包括上海松江、安徽郎溪、浙江宁波、吉林延边、湖北武汉模式。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国内一些学者就开始了对发展家庭农场的研究，而在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后，家庭农场更是成为理论上的研究热点，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国内对家庭农场的研究还比较初步，不够系统深入，特别是对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涉及到的深层次问题。
（三）研究意义
在当前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农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对于我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农场?这些都是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二、国内外家庭农场发展及对策研究现状
（一）对国外家庭农场的研究
屈学书[1] 在《我国家庭农场发展问题研究》（2014）中提出美国农业部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农场主和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但可以有少量雇工，以商品化生产为目标，能支付家庭和农场的运营成本和费用，并自行管理经营的农场组织。
方康云[2] 在《俄罗斯的家庭农场田》（2001）中提出俄罗斯家庭农场法认为家庭农场是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由农民和家庭成员组成，并从事农业生产加工销儒的享有法人权利的独立经营主体。
杜志雄，肖卫东[3] 在《家庭农场发展的实际状态与政策支持：观照国际经验》（2014）中提出英国的农场又称“自耕农耕作”，是指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简单商品生产的农场，自耕农就是家庭农场主;法国的农场主要是由家庭成员进行生产和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高强，高桥五郎[4] 在《日本农地制度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2012）中提出日本虽然没有关于家庭农场的明确规定，但是其关于农户与经营体的划分，尤其是关于“销售农户”和“家庭经营体”的划分，可以理解为家庭农场的定义。农业经营体指直接或接受委托从事农业生产与农业服务，并且经营面积或金额达到一定规模的农业经济组织。根据组织属性，农业经营体可分为“家庭经营体”和“组织经营体(法人)”。
丁长发[5] 在《美国农场的“双峰结构”现象及启示》（2010）中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美国农场出现了“双峰结构”(即大型农场和小型农场的数量大大增加，中等规模农场的数量逐年下降)的原因，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农业技术的进步、美国政府的农业补贴和财税制度以及美国农业资源察赋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张妮妮、徐卫军[6] 在《美国农场问题分析》（2010）中主要分析了美国农场存在的问题，认为美国农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不稳定性、政府效率低下，资源稀缺和农业的外部性以及粮食食品安全等社会因素，农业正在发生的变革和不确定性的管理是美国家庭农场面临的主要挑战。
张爱东[7] 在《20世纪英国农业经营方式变革探析》（2012）中认为20世纪英国农业经营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资本主义雇佣型农场日渐衰落，自营家庭农场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营方式，出现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于英国贵族地主在经济上的没落以及20世纪英国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土地经营者的土地政策，通过这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英国摆脱了1846年废除《谷物法》后农业日渐衰落的局面，推动了英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是英国历史上农业生产力发展最快的时期。还有一些学者对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的家庭农场发展也进行了一些研究。
（二）对国内家庭农场的研究
在实践中，各地根据其资源享赋、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创新出多种形式的家庭农场模式，代表性模式包括上海松江、安徽郎溪、浙江宁波、吉林延边、湖北武汉模式。
1、松江模式。上海市松江区于2007年开始粮食家庭农场的探索，在农民自愿和政府积极推广的基础上，由村委将农民手中的耕地流转到村集体，由政府将耕地整治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再将耕地发包给承租者，单户家庭农场面积为6. 67 --10 hm2。松江区家庭农场的发展得到了政策支持，包括种粮直补、农药补贴、保费补贴[8]，此外，政府提供5 000万元的贷款担保基金，为家庭农场提供贴息贷款扶持，解决“融资难”问题。
2、慈溪模式。 2001年浙江省慈溪市注册成立了第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创新土地流转机制，鼓励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通过承租、承包、有偿转让、投资入股形式，集中分散土地发展家庭农场。宁波的家庭农场是在宁波地区蓬勃发展、市场经济意识深厚的氛围下，由一些经营大户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发展而来的，呈现出明显的公司化、企业化特征。宁波家庭农场受雨商文化影响，商业气息比较深厚，参与市场竞争的意识较强，注重引入企业化管理和工厂化、标准化生产理念。宁波家庭农场都经过工商注册，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当地称之为“法人化”家庭农场[9]。慈溪的家庭农场是市场主导的，土地流转费随着市场价格调整，[10]。
3、延边模式。延边模式吉林延边将家庭农场认定标准规定为“旱田作物达到50 hmr以上，水田、蔬菜和经济作物30 h而以上，并经农业部门认定并工商注册的农业生产经济组织”延边主要通过转包、出租、转让等土地流转方式，推广家庭农场模式。
4、武汉模式。 主要是通过承包、投资入股等形式，集中当地分散的土地进行连片开发，单户家庭农场面积为1. 00 --33.33 h而，主要包括种植业、水产业、种养综合型以及循环农业型家庭农场[11]。在金融支持方面，湖北省金融机构推出了农机具、应收账款、大宗农副产品仓库、林权、股权、商标权等抵押、质押贷款。
5、郎溪模式。2001年安徽即溪成立了第一家家庭农场，农户主要通过租赁、承包或者经营自有土地达到规模经营，单户经营面积在3. 33 hm2以上[12]。在以农民为主体条件下，通过政府扶持和协会帮助扩大具体农场规模。
黎东升等[13] 在《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与对策》（2000）中将家庭农场定义为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面向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事适度规模的农林牧渔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实行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负盈亏和科学管理的企业化经济实体。
蒋辉[14] 在《苏南地区进一步发展家庭农场的探讨》（2008）中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通过承包、受让或租赁土地，专门从事农产品的生产经营，以谋取利润为目的，并且经营面积达到一定规模的家庭式经营主体。
黄新建[15] 在《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研究》（2013）中认为家庭农场应当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适度规模经营为目标，以高效的劳动生产率从事农产品的商品化生产活动，获取与农户从事非农产业收人相当甚至略高的经济利润的经济单位。
朱学新[16] 在《家庭农场是苏南农业集约化经营的现实选择》（2006）中指出家庭农场是以现代化技术、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为组织特征的现代农业组织形式
（三）家庭农场发展模式的对策研究
对于家庭农场发展模式的对策各学者主要认为今后的发展中要分别从农业技术、土地制度、农村金融制度、政策法规制度、劳动力转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农户的自身要素享赋等方面改进。
杨建利[17] 在《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障碍及对策》（2014）中提出以法的形式保护农民永久的土地承包权，并颁发土地承包权证，确保拥有承包权的农民权益未来不受损害，消除其流转土地的后顾之忧。
劲等[18] 在《家庭农场绩效评价:制度安排抑或环境相容》（2014）中针对上海、安徽、吉林等地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认为政府制度的有效供给与农户对制度需求的均衡以及帕累托改进，对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验证土地产权体系的稳定以及灵活多样的土地流转机制是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制度条件。
郑植[19] 在《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对策》（2014）中提出政府应设立家庭农场主培育专项基金。政府出资对家庭农场主进行文化知识、农业生产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教育，培育掌握先进技术的新型农民，培育善于经营的新型农产品经纪人。
舒尔茨[20]在《改造传统农业》（2009）中通过农业机械的“假不可分性”和农业经营者的“真不可分性”，最先提出了农场经营应有适度的规模，大农场经营并不会带来更高的效率，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较有效率。
陈永富等[21]在《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13个县、区家庭农场发展现状的调查》（2014）中对浙江省136户家庭农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大部分农场主具有多年的农业生产经验，对家庭农场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受教育程度、理念等因素的影响，会对家庭农场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余建斌[22]在《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和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的调查研究》（2014）中以广东省的家庭农场发展为例，发现规模化经营的农户中有70%是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素质普遍偏低，而家庭农场的发展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人才来支撑，因此，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缺乏是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张文雄[23]在《以家庭农场为依托推进农业现代化》（2013）中提出家庭农场由于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通过流转土地到银行抵押贷款没有可行性。
赵振宇[24]在《基于不同经营主体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问题研究》（2014）中认为国家对于家庭农场的投资在信贷方面尚没有相关的优惠政策，只能依靠农户自身的积攒，最终导致资金的短缺。
付飞翔[25]、李宾等[26]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促进了劳动力输出地的土地流转，从而为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可能，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劳动力输出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对发生了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从而也说明了劳动力未转移的农户更愿意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家庭农场)，对家庭农场的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何劲等[18] 针对上海、安徽、吉林等地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认为政府制度的有效供给与农户对制度需求的均衡以及帕累托改进，对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验证土地产权体系的稳定以及灵活多样的土地流转机制是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制度条件。
陈永福等[21] 、余建斌[22] 认为产业集群效应有利于家庭农场的发展，即地域资源的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现实经济利益的获得和制度创新成本的节约。
林雪梅[27]在《家庭农场经营的组织困境与制度消解》（2014）中认为风险的集中、融资成本高制约着家庭农场的发展;由于有限理论和机会主义的存在，农户一般不愿意长期将土地流转给家庭农场，以至于家庭农场土地的租期很短，进而会导致农场主不愿意对土地进行改良投资，因此会很难产生规模效益。
刘向华[28]在《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困境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2013）中认为滞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阻碍了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首先在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家庭农场的服务需求，其次在于家庭农场与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关系不协调。
黄延廷[29] 在《我国农地规模经营中家庭农场优势的理论分析》（2011）中从家庭农场与雇工农场的对比分析中发现，家庭成员面临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激励作用，面临的风险越大，努力会越大。
Gorton[30]在《Farm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ey in the CEE applicant countries: A synthesis result》（2004）中用Tobit回归分析对家庭农场效率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家庭农场的效率与其规模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即规模不一定越大，效率就越高，其根本决定在于家庭农户投入要素的组合配置。
伍开群[31]在《家庭农场的理论分析》（2013）中运用汉斯曼的企业所有权理论，研究表明农民合作社、农村信用社(金融机构)、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完善落实有利于减少家庭农场所面临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
三、结论与思考
(一) 结论
家庭农场强调以家庭成员为主体，通过土地合理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规模效益。在实践中，各地创新出多种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代表性模式如上海松江、安徽郎溪、湖北武汉、浙江慈溪、吉林延边模式都强调政策扶持，从财政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角度支持家庭农场发展。但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均依然面临融资难、土地流转困难、政策支持不到位等问题。
（二）思考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着很多限制因素，。因此，在家庭农场发展渐进发展过程中，未来研究应关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发展模式的比较、从理论视角解析典型个案，研究政策支持对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为家庭农场健康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有益借鉴。
（三）发展方向
家庭农场的培育应以农户自发形成、政府适当引导为原则，不强求不强制。家庭农场未来的发展经营应以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而不应单纯追求经济利润，同时政府以及各相关部门应大力倡导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发扬中华农业文化的精髓，使得传统的有机循环模式在现代化农业发展中充分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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