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 年因日俄战争而引起的立宪运动，使晚清宪政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商人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在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张謇作为“自上而下”而产生的绅商代表，是国内立宪运动开展的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同时也是推动立宪的最强大的动力。
一、张謇的宪政思想
在内忧外患的晚清时期，张謇结合国外引进的先进思想与国内的社会现实状况，形成了自己的宪政思想。
（ 一） 《变法评议》。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后开始实行新政。张謇热情地投身于此。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写成了长达 2 万余字的《变法评议》。结合清王朝当时的政权结构，他较为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变革社会的方案。该方案归纳为 42 条，将改革步骤分为三个阶段。但立宪方面仅涉及两个方面，即第一阶段中的“请设资政院”和第二阶段中的“设府县议会”.他的主张虽属体制内调整，但已表展现出一定的立宪意识，且其思想可以归结为改良主义思想。
（ 二） 《日本议会史》。在学习西方宪政制度方面，日本有一定的成效。所以，张謇密切注视宪政进程，希望学习日本的经验来改变中国。张謇曾说：“以我剥肤之痛，盖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国情需要寻找一个新出路。1903 年，张謇前往日本考察实业。他先后参观了大阪、长崎、东京等城市的数十个工商企业、文化教育机构和农场，历时 70 多天。日本人的创新与善于学习的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由此，写了许多有关日本立宪的着作。在这些着作中，他特别强调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认识到相应制度的确认是政治权利获得的保障。他较为全面地阐述日本宪政建立的过程。考察期间，张謇随时将中国与日本进行对比，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在其封建专制体制阻碍社会发展，所以他极力提倡中国效仿日的立宪政体。在以后的立宪进程中，他对国会、责任内阁和地方咨议局等事关民权的立宪机构的高度重视就体现了这一思想。
（ 三） 《宪法古义》。张謇在刊印了关于英日的相关译术，并进行公开的销售。从《宪法古义》的内容来看，此书是由汤寿潜根据有些中外宪法着作所提供的知识编纂的。其表述的宪政思想是以君民和谐的“三代之治”为传统依据，参照西方近代立宪制度，设想协调君民关系的最为合理、可行的“必改”之道。凭借确立君民间和谐制衡关系的宪法来达成“君民共治”的目的。对于应采用哪一种模式促进晚清宪政，张謇也曾将《宪法古义》等书送给林绍年，表明他非常关注英日两种宪政模式。他希望国人在了解两种不同宪政模式中，明确其差别，并选择适合晚清国情的宪政思想。
二、张謇的宪政活动
在杨度为代表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为了促使清政府早日立宪，张謇给摄政王载沣上书一篇《请速开国会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也主张以和平请愿的方式促进立宪运动的发展。1909 年到1910 年的四次国会请愿运动体现了张謇希望用和平方式促成立宪的宪政主张。
（ 一） 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在筹办咨议局的过程中，张謇等立宪派看到了清政府的表现，深深地意识到： “以枢臣之老耄，疆臣之畏葸不前，但足以亡国而有余，绝不足以唤起沉疴，挽回危局，只臻于立宪一境。”只有早日开设国会才能加快立宪的步伐。1909 年 12 月在上海召开会议，并于 30 日晚，通过修正呈稿，改为要求一年召开国会。1910 年 1月 16 日，向都察院递交由张謇修改定稿的请愿书（ 即《各省议员请速开议会折》） .请愿书中明确表明他们的宪政主张，认为开设国会、责任内阁对国家政权稳定都有极大的好处，而且具体从内政、外交、人民对政权的影响三个方面列举了国会必须速开的理由。然而，朝中军机大臣极力反对，加之缺乏民众的参与，1 月 30 日，清政府颁渝称“宪法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耳。”但借口“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为画一。”拒绝了提前召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请愿失败了。
（ 二） 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遭到拒绝的立宪派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领导全国的请愿活动。遂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并创立《国民公报》用以宣传立宪。此次请愿运动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商人阶级积极响应号召，根据直隶在请愿运动中请愿者身份统计来看，商民占总人数的26% ,可以看出商人在运动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向都察院递交的 10 份请愿书中，商会代表的就有三份。商会代表从开设国会会给商人带来的利益上分析，对比了如果无国会则无法制定完美的法律，无法确实保护商业发展中商人的权益。同时声明，资政院中只有 10 多名额纳税议员，不足以表明其态度，不予承认。其他各界也均将自己的诉求写入了请愿书。这些请愿书和张謇等人的上书都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希望自己的主张能被采纳用来挽救国家于危难中。但这一次清政府也坚决拒绝，并训以“毋得再行渎清”.
（ 三） 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在对清政府的无限愤懑情绪之下，立宪派决定发动第三次请愿。其中张謇致函浙江咨议局： “国会请愿，两次无效，群望三请 现资政院开，专达民隐。此次请愿，拟向资政院陈请建议，以期必达。”同时提议成立“议长请愿团”到京城请愿。因有意见分歧未成，只有部分省份咨议局的议长、副议长赴京。后来代表团为第三次请愿所作的准备得到了社会各层面的认同，各省征集的请愿书签名在百万以上。与前两次请愿相比，全国 18 省总督、巡抚、将军共 19 人也联名要求在“明年”开国会，对此，清政府虽然拒绝，但不能全然不顾各地方官员的要求，加之载涛、毓朗、善耄诸亲贵的劝说，在各方压力之下，宣布立即组织内阁，于宣统五年开国会，比原定的 1916 年提前了 3 年。这是第三次请愿取得的成果，也是政府对人民所做的让步。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上层分子，对请愿的结果表示满意，认为： “和平之办法能收效如是，已非始愿所及。”但全国大多数人民都是不满的，由此发动了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
（ 四） 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由于张謇为代表的温和派对清政府的决策充满期待，所以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主要是以奉天和直隶省为主的小规模请愿运动。第四次请愿代表经过天津时，当地学生积极响应，在温世霖等人组织下倡议全国学生罢课请愿，随之引起其他地方学生高涨的热情。1910 年 12月 21 日，奉天代表向资政院呈递了请愿书，而清政府恐引起动乱，逮捕奉天代表，极力镇压。继奉天而发起请愿运动的是直隶，学生是这次请愿的主导力量。本次请愿组织了全国学界同志会，在同志会会长温世霖、咨议局议长阎凤阁和商会总理王竹林带领下，高举“立宪救国、速开国会”等标语，呼喊着“誓死请愿”的口号。全国各地学生例如保定、江西、湖北等都站出来反抗，但是一个个都被破坏。至此，以奉天和直隶省为中心的第四次请愿彻底失败，也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以失败告终。
三、张謇对于清末立宪最后的忠告
1911 年 5 月 8 日，清政府眼见危机已过，决定组织责任内阁，由 13 人组成，其中 9 名为满人，汉人仅占 4 名，而这 9 名满人中，7 名又是皇族成员。该内阁是不折不扣的“皇族内阁”.同时，在责任内阁成立的次日，清政府就颁布了举借外债与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张謇随即起草《咨议局联合会请饬阁臣宣布借债政策呈都察院代奏稿》，从法理上论述此次举借外债与国会铁路干线国有不合法。同时向清廷说明实业与法律的关系。然，皇族内阁对所有建议、劝说、反对都不采取。清朝政府的一系列举动明显违背了立宪原则，也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尤其是绅商的利益。在政治危机越演激烈的情况下，立宪派希望张謇能劝说清政府回归立宪正途，清政府也希望借张謇等人的名望平息民众不满，稳定社会秩序。基于此，张謇一行来到北京，展开一场风风火火的劝说活动。
在北京时，张謇受到高规格礼遇，在短短几天里就分别与摄政王、庆亲王以及端方、那桐、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盛宣怀等人会面。本着“陈说民隐”的宗旨，就时局危机阐述自己的看法。
与摄政王谈话中，张謇就国内外情况作了具体分析： （ 1） 外交方面： 提醒朝廷早日注意未来即将发生的三件大事对中国的影响。一是即将到期的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到期的英日同盟条约，三是巴拿马运河即将告成。这三件事对中国政局会产生何种影响，要做好准备。（ 2） 内政方面： 注重民生发展，强调救灾、治淮和发挥各省咨议局的作用。保护中国农工商各业，尤其是商业的发展与振兴。（ 3）国际环境方面： 认为能否有良好的国际环境，在于是否有好的中美关系，提出“联合美国为外交最重要之策”.
与庆亲王谈话中，也提到了许多问题。一鉴于东北亚局势变化，特别是日韩合并、日俄的影响，建议朝廷高度重视东三省发展，应照数拨给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二千万两经费。二向庆亲王痛陈国内现下社会状况，指明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恳切希望国家能有所举动。
与载泽、盛宣怀谈话中，张謇就保路运动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清政府应承担四川铁路工程的亏空，全部收购商股，将一般集资民众从这个巨大的集资项目中安全剥离，才不会使千万民众成为政府的对立面。不幸的是，盛宣怀用他财经专家的思维处理问题，不清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他的专业与自负，使清政府在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从张謇的建议，使铁路干线国有化成为压垮清政府的最后一击。
张謇此行是“尽最后之忠告”,因为清政府的拒谏，愿意尽忠言批评的人已经很少了，进谏也只是多费口舌罢了。
四、结语
虽然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一直致力于推行宪政，渴望用平和的手段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但清政府却一直以象征性的安抚为策略，并没有实质的行动。武昌起义的爆发，清政府终于引来了革命。
而革命的势头愈演愈烈，张謇又几度进言，仍希望清政府能早日颁行宪政。但此时的清政府仍然抱住专制的梦想不变，最终导致革命的爆发。张謇的立宪之路也最终破灭。最后他表明： “曾未弥月，而响应已十二三省，人心决去，大事可知。 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上海、杭州、苏州的相继光复后，张謇转变其宪政观，正视现实，走向共和。1911 年 11 月上旬，他给奉命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打电报，劝告袁要顺应时势赶往北京，防止皇室成员逃亡，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建立共和政体，稳定时局。同时给江苏督抚铁良与张人骏写信，劝他们放弃武装反抗，“响应革命”.并且与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联合给张家口商会发电报，转请内蒙古各界人士赞成共和。
电文中表示清帝退位即在眼前，希望蒙汉同胞能共同为共和尽一份力，这可以看作是张謇赞成共和的第一次公开亮相。11 月中下旬，张謇当选为由咨议局改组的江苏临时议会议长，标志着他参加新政权。
他拒绝接受清廷授以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公开叛离大清王朝。同时，张謇最为关心的是把“和平光复”的模式推广到尽可能广大的地区。从江苏全省的“和平光复”到不满足仅在江浙地区革命，而是非常希望能左右全国局势的发展，并为此做了许多努力。不过，当时人们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南北议和的问题上，张謇是南方人，自然更关心南方地区的利益，但也更关心未来中央政府首脑的人选。
他有自己评判人物的标准，在清廷之后的选择就只限于各省督抚，在督抚之中，最强者就是袁世凯，因此他便把实现共和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之后，袁世凯借助全国日益高涨的革命声势，逼迫隆裕太后颁布诏令，正式承认清帝退位。随着南京政府的正式宣告结束，袁世凯的政府成立，但张謇并没有马上参加，而是通过三方面的活动协助和巩固袁政府： 一是积极为袁组织羽党； 二是积极为袁物色助手； 三是继续协助消除南方剩余革命武装。而袁世凯也资助张謇等在以统一党和民社的基础上，合并国民协谨会、国民公党、国民公会、共进会等政治团体，成立了共和党。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时，张謇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实业的经验，并结合考察日本、欧美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致力于农商的发展，推动中美实业合作，还积极参加筹设中法劝业银行的活动。但好景不长，袁世凯想要复辟帝制，张謇极力反对与劝说，最终在说服袁世凯没有效果后，辞去在袁政府担任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而后，随着袁世凯的去世，他那通过中央政权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幻梦也就最后破灭。革命失败后，张謇等主要依靠调拨大生一、二两厂的资金，围绕着纺织工业这个中心，又相应扩充了其他一些实业。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怂恿下的军阀混战，给民族工业带来巨大冲击。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只能周旋于相互对立争战的各派军阀之间，虽然如此，他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维护国家尊严，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论身处哪个社会阶段，他的人生态度总体都是积极向上的，值得世人敬仰和敬佩。
纵观其一生，张謇所做的一切都有进步意义，虽然其早期思想主要是改良主义思想，有其软弱性的一面，很多方面维护了清政府的利益，但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人物，爱国主义政治家，他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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