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独立问题自从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首次明确提出以来，一直受到人们广泛关注，直到今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仍在继续。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说伴随着西学东渐就已经出现了，在这种状况下，传统学说如何自处，就成了当时的士大夫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贺麟在《学术与政治》一文中提出，“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时至今日，学术应该独立可以说已经成为大部分学者的共识，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才能实现学术独立？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学术独立”观念的内涵。
一、学术独立的内涵
学术的独立常常受到侵犯，侵犯学术独立的诸多因素中政治无疑是一股很大的力量，经济、宗教等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除此之外，大到一国之学术独立于外国，小到个人之学术独立于权威，都是学术独立的题中之义。以下将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学术独立的内涵。
1.学术独立于政治
中国自古以来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这里姑且不对这种传统做出评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传统使学术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以政干学的情况屡屡发生，以至于近代学者倡导学术独立于政治困难重重。但是正如贺麟所说“学术与政治各有其独立自主的范围”，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也提到“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因此学术必然要独立于政治，不能与政治混为一体。以政干学对于学术独立的危害无需赘言，但同时也要看到以学干政也不利于学术独立。不仅学术有学术的独立自由，政治也有政治的独立自由，政治事业也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担当的。学者如果以学干政，造成的后果极有可能是政治不成其政治，学术也终将失去自身的独立。
那么学术是不是就应该完全远离政治，学者也应游离在政治之外？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政治与学术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作为社会一分子的学者也不可能真得脱离政治生活。贺麟认为学术与政治是体与用的关系，“学术是‘体’，政治是‘用’。学术不能够推动政治，学术就无用，政治不能够根植于学术，政治就无体。”他提倡一种“学治的政治”。其实，政治与学术完全可以分工合作，“学术的独立自由，不仅使学术成为学术，亦且使政治成为政治”，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民国时期学生运动层出不穷，学生的爱国热情我们赞赏，学生运动的抗议作用我们也不能否认，但是学生运动毕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胡适等人态度鲜明地反对学生罢课，学生进入大学学习首要的任务就是研究学问，不能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荒废学业，殊不知这样不仅不能达到爱国的目的，而且很有可能使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实在不如就做好当下能做之事，怀抱着爱国的热情和信念，致力于自己的学术，当然所做之学术完全可以维系政治的命脉，民族的兴衰。
2.学术独立于西方
近代学人提出学术独立首先是对西学东渐的回应，面对西学的来势汹汹，传统学说要如何自处，怎样处理西学与传统学说的关系是当时的人要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对此问题的回答，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是他们的看法与做法无疑开了保持传统学说独立性的先河。之后的一大批志士仁人都对此问题做出了回应，当然到这个时候学术独立于西方已经成了关乎民族独立的一个重大问题。相对于上一辈学人，清末民初的学人视野更为开阔，王国维认为，做学问应“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章太炎认为，“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这都是认为中西学说应一视同仁。但实际上，王、章二人认为中西学术应受到同等对待就是在面临西学蜂拥而入传统学说遭受危机的情况下而提出的。章太炎更是在《原学》篇中直接提到，“今日中国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不可委心中国也”，这样就明确提出中国学术的独立性问题了。
学术独立于西方并不是说固守自己的学术不与世界其他之学术交流，也不是不去留学。胡适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里提出“学术独立”的四个条件：“第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第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第三，本国需要结果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第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和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术独立于西方，实质上是不做西方学术的附庸，而应该要与西方学术交流合作，共同进步发展。
当时留学浪潮一波接一波，国内的一些学校也只是作为留学的预备学校而已。当时就有很多学者反对这种情况，认为长此以往中国将无自己真正的学术。胡适在《非留学》篇中，直言“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他认为“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创造新文明。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据此目的来看，当时已施行数十年的留学政策是失败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废除留学政策，实因我国当时“未出过渡之时代”，因此要改变留学政策，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建立自己真正的大学，研究自己的学术。
3.学术独立于权威
经世致用一直是我国的一个传统，以至于我国的学术两千年来都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这使得我国的学术中有关人生问题的研究丰富深刻。王国维曾以中西比较的眼光指出：中国人是实际的、通俗的，而西方人是思辨的、科学的。发表于 1905 年的论文 《论近年之学术界》 正是王国维对当时学术界重 “实际”的一次全面批判。他提出了在当时极有新意的观点“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在他看来，学术本身就是目的，而不能把学术作为实现什么的手段。
传统是一种权威，对于年轻的学者来说，当时的学术权威，所在团队的领导人更是一种直接的权威。学术在本质上是独立自由的，实际上不应该有权威，初接触学术的人不应该盲目崇拜权威，要有自己独立的学术思考。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能一步步来，需要的是自己的规划，需要付出汗水，需要自己的智慧和才华。
但是建立自己的学术独立并不意味着就是单打独斗。学术的发展绝不是靠一个人就可以的，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所能涉及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因此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与其他学者的合作交流可以开阔视野，碰撞出火花，更有利于自己学术的发展。对于已有的学术成果当然可以并且应该加以借鉴，只要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不一味地盲目接受就可以。
二、学术独立的实现
上文分析了学术独立的三个方面的内涵，如何实现学术独立可以说是一个需要继续讨论并不断努力实现的问题。时至今日，也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学术独立，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学术独立是一个应该为之努力的目标，尽管困难我们也要迎难而上，以下从三个方面分析实现学术独立的需要的一些条件。
1.经费与学术独立
胡适在《国立大学之重要》中以英文教师亚丹先生之口说出了经费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办大学最先在筹款；得款后乃可择师。能罗致世界最大学者，则大学可以数年之间问于国中，传诸海外矣。芝加哥大学之兴也，煤油大王洛氏捐巨金为助，于是增教师之修金，正教师岁得七千五百金。七千五百金在当日为莫大修脯，故能得国内外专门学者为教师。芝加哥之兴勃焉，职是故也。”经费对于大学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非独对于聘请教师，学术研究也需经费支持。学术独立所依赖者教师，研究成果都离不开经费，学术独立所依靠经费也无需多言了。
但是，目前我国的大学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可自主支配的研究经费，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是大学经费不足，一方面是对于经费缺乏自主的支配权，就如丫鬟拿钥匙当家不做主。针对第一个问题，无疑就是要增加对大学的经费投入，不仅仅是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学校经费的来源也要多样化，除了传统的政府拨款外，可以争取社会捐助，获得竞争性经费等。第二个问题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即使学校经费充足但如果没有自主支配权，经费用到哪一块去还是要由行政命令支配，那学术就不免要随着政治亦步亦趋，这样的研究工作仍然是和政府的利益紧密相关的，而不是与学术自身的任务--探究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此，大学及其学术虽然有所发展，但作为高校赖以安身立命的独立性却没有得到真正的保障。
2.自主权与学术独立
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提出“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这实际就是提出了政府要尽量不干预学校事务，甚至教育总长的选择也要由教育会议承认，并且不受政党更替的影响，这应该是他基于教育是一项长效的工作，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需要的是政策的连续性，不能朝令夕改，因此教育应尽量不受到政治求近效的影响，保持教育的独立与连续发展。那么学校事务由谁来管理呢？“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由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相互关系的事务。”蔡元培认为大学内部的管理应该是由大学教授自己负责，学校之间关系的处理要交给大学校长自己组成的高等教育会议，归根到底就是说教育要由教育内部的人员自己进行管理。
那么学校的自主权有哪些方面呢？正如前文提到的，首要的应该是对于经费的自主自配权。除此之外，大学要有对于教师的选择的自主权，招生的自主权，校长选择的自主权。
3.学人与学术独立
以上两方面都是从学校外部来讨论学术独立，但更为重要的是内部的因素，学术独立说到底靠的只能是从事学术的人自身，主要就是学者与学生，接下来就分别从这两方面阐述。
梅贻琦在《教授的责任》中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见大师对于一个学校的重要性。大师的责任不仅在与指导学生如何读书，更重要的在于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学者自身保有学术独立之精神，不仅在于倡导了一时学术之风气，更在于以身为则培养后继学者传承这种精神。“学者维持学术的尊严，须在学术创造的自身上努力；而不在放任乖僻的性情，抱虚骄的态度。”须知学者能有学术尊严的关键在于学术上的成果和学术精神，而不是不屑一顾的态度。学者需要的是真正的傲骨，而非流于表面的傲气。学者研究学问的目的不能是为了做官发财名声等等这些外在的东西，而要明确学术有自身的使命和尊严，学者要为了学术而学术，以学术为目的，而非手段。在治学的态度上也要不卑不亢，不盲从，不虚浮，严谨治学。学者当然不必是完全与政治脱节，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学者的生活却可以是超出政治的，是高洁的。
青年学生也是实现学术独立的一支力量，关系到学术独立精神能否传承。蔡元培在《北大就职演说》中，对学生提出了几点希望，“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学生初接触学术研究难免要借鉴甚至模仿，这都不是最主要的，关键在于学生要明晰自己研究学术的目的，保持独立的精神，自由独立地思考问题，不唯师，不唯书，为了学术而学术，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行为，而且这种思想和行为是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控制的。
实现学术独立是一条漫长之路，危害学术独立的诸多因素中，并不都是我们能控制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追求学术的独立。学术自身的尊严和价值一定是以学术独立为前提的，影响学术独立的外部因素我们能做的或许不多，但是我们也要努力去改变，更为重要的是有志于学术的人要从自己做起，做好自己能做和应该做的事，先从自己成为一位具有学术独立精神的学人做起，以求得学术的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