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化都市的诞生催生了都市文学的发展
台湾文坛的都市文学主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不断为人演绎
台北的都市文学形象及其复杂的城市发展进程,为都市文学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思考来源
在这被现代文明解构复又重构的都市世界中,台北的异面呈现和主体重建,在台湾著名作家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笔下,伴随着对现代物质的描写和古旧记忆的探寻,直面历史地理学的当下焦虑与选择
关键词:台北;朱天文;朱天心;都市文学;异化;主体重建
一、 都市与都市文学关系述略
“城市是一种话语
实际上,它是一种语言
城市对其居民说话
我们叙说着城市,我们居于其中的这个城市,只因为我们生活其中,漫步其中并注视着它
”[1]城市与文学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的历史同样悠久――城市为文学提供重要的灵感,在其中收纳聚集的故事和辗转于都市乡野之间的人类社会生活,催生了城市文学的诞生
城市所拥有的“特殊的政治空间、庞杂的消费市场、开放的社会风气以及发达的出版印刷业等诸多优势条件”[2],为城市文学的生长提供了最合适的温床
而文学同时也记录了城市中不断变换的生存与价值追求,以及特定的空间场域背后所隐藏的多重异面
相对于笼统的“城市”而言,“都市”这一伴随现代化、市民化潮流而出现的复杂机能区域,更能凸显地理文化视域下的主体异化面
都市兴起所带来的国际化生产模式、发达的金融服务业、爆炸的资讯链和流行消费文化,解构了时空中原本寄托的价值认知,赋予文学重新想象和建构都市记忆的权力
1991年经济社会学家萨思琪亚・塞森(Saskia Sassen)发表《全球性都市:纽约、伦敦、东京》一书,提出“全球性都市”的概念
塞森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活动的地理与组成产生了“空间上分散,可是全球整合”的双重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大城市的角色发生根本变化,而“城市功能的变化对于国际经济活动和都市样貌(urban form)造成极大冲击:都市集中掌握了庞大资源,而财务和专家服务业重组了都市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于是一种新都市出现了:“全球性都市”[3]
塞森还指出除了纽约、伦敦、东京以外,她的全球性都市名单还包括了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阿姆斯特丹、洛杉矶、悉尼、香港,而且最近这个网脉更加扩大,进一步包括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庞贝、曼谷、台北、墨西哥市
可见台北已经在全球经济整合发展下,晋升至主控全球经济的财务金融都市体系里
以城市、文化和人为顶点的都市空间三角形,构成的是城市文化生态系统,是一种有机动态结构
这个形似闭合的三角形,实则是个开放系统――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城市能不与外界环境进行大量的能量、物质、资源、信息的交换而生存
全球性都市的合纵连横使得台北与纽约、伦敦等都市共享一种特殊的地方工作文化,彼此接近
虽然就领土而言,它们并不相邻,但这种联系却超越了地域,使得中心都市与其他地域之间发展不再平均,仿佛是异国
因而朱天文笔下《世纪末的华丽》中的米亚,离开台北市区“越往南走,陌生直如异国”,“等不及要回去那个声色犬马的家城,离城独处,她会失根而萎
”[4]23
关于城市的想象与再现主题,台湾文坛自20世纪80年代起已有呈现
彼时台湾社会形态的都市化为都市文学提供了文本场域,这个在历史上充满悲情的美丽岛如今已变成“都市岛”
时至90年代,被称为战后婴儿潮作家的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在题材上接续了都市主题,以台北为中心,穿行于现实、想象与记忆中,展开一幅多面都市的立体画卷,寻找将自身内洽于空间主体的方法
她们对都市的感觉复杂而暧昧,在这被现代文明解构复又重构的都市中,重拾似乎被消解的记忆,希图将建构在追怀上的历史想象,缝补进新地理形态的都市空间中
朱氏姐妹的城市话语立场,绝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
台北,这个如今的国际化大都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传统的封闭的乡土世界变为现代都市,是殖民文化与传统东方文明的结合体,由外来资本文明滋养、翼覆着记忆或想象中古旧的生活方式
缓慢流逝的时间好似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地理空间的变换却是明显而快速的,从废墟中起高楼,又在炮火里重沦为废墟,现代化都市的高效率、繁华梦和不确定的仓促感在破坏与重建中交替呈现
现代城市的建设在资本文明的覆翼下,似乎掩盖了旧时代的风貌;但事实上,在新旧二者的冲击中,敏感的记忆追怀者却能在矛盾的裂隙间发现变形了的历史遗留物,因而文本中不断呈现着复杂多面的城市映像
二、文学镜像中的“他者”――异化的都市与边缘的个体
1.物欲升腾的都市
20世纪的机械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发达,使现代都市被物所包围,并且以物(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为特征
“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
它构成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
”[5]这种变化使得物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提升,弗洛姆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世界是一个供我们消费的庞大的对象,是一个大苹果、大瓶子、大乳房
”[6]对物质永恒的信仰,使得感官功能的重要性大大加强
于是文学像一面镜子,反射出都市弥漫的物欲与主体对于感官的渴求
对于米亚来说,依赖嗅觉与视觉的生活才能为主体带来存在感:“米亚是一个相信嗅觉、依赖嗅觉记忆活着的人
安息香使她回到那场八九年春装秀中,淹没在一片雪纺、乔其纱、绉绸、金葱、纱丽、绑扎缠绕围裹垂坠的印度热里,天衣无缝……米亚也同样依赖颜色的记忆
”[4]27
可以说,是物质的触感、色泽、质地填充了米亚日常都市生活的巨大缝隙
米亚刻意地沉溺于商品社会带来的感官刺激中,通过让人应接不暇的各种艳妆华服的符号铺排,夸张地展现现代都市台北的消费文明特征
文中如汉大赋一般所大量列举堆砌的潮流与品牌,包括川久保玲、迪奥、香奈儿、皮尔卡登、山本耀司、三宅一生、圣罗兰等,多为日本、法国、意大利等日欧名牌
米亚虽然身处于90年代的台北,事实上却身处于无国界的奢华物质世界中
强势资本文化大举入侵,以物质符号打破原生传统乡土城市边界;个体原本的民族意识与国族记忆显得极度虚无缥缈并轻质化,国界与国籍仿佛变得游移流动
这个时空被国外物质偶像所填充,而并非被家族亲人等传统血缘族亲关系相连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