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选本之盛是清代词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清人将词选本作为体现自己词学思想的工具，对词坛风气走向产生了重要作用
清代词学史上的词选大致有三种：宋人所选唐宋词选、新编历代词选、当代词选
清人对各种词选之于词坛创作风气的作用高度重视，将词选作为词学批评的工具和词学理论的载体
在清代词史上，几乎每一个流派的出现，每一种思潮的兴盛，都与相应的词选有关
词选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形态，在清代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词选/清代/词学史 词选在清代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清代词学史称“中兴”，兴盛的原因很多，词选的作用颇为值得重视
就编词选的目的而言，有为歌妓选编唱本者，如龙榆生所言：“宋人编纂词集或选集歌词，皆以便于歌唱为主，乐章流播歌者之口”[1]，有以存人或存词为目的的文献式词选，其特点为：“主调备者，则不计其工拙；取人多者，则不论其雅俗”[2]；亦有以体现某种思想主旨或审美倾向的词选，将词选作为“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3]
后者对于词学理论、词学批评更有意义
选本与理论批评之间的关系，历来颇受重视
① 选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往往通过对前代或当代作品的选录，而提出见解，引领风气
尤其是清代词史，几乎每一个流派的出现，每一种思潮的兴盛，都与一定的词选有关
比如浙西词派之《词综》，常州词派之《词选》，更是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清代词坛选词之风甚盛，各类词选大量刊行
既有历代词选，又有当代词选；既有唐宋词选重刊，又有对唐宋词的新编；既有断代之选，又有历代总集
清人赋予词选以更多使命，词选也就成为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载体
清人将词选本作为体现自己词学思想的工具，对词坛风气走向产生了重要作用
一 唐宋词是清人学习的典范，对唐宋词选本的批评是清代词学最热衷的话题之一
清代词学史上，不同的流派为了阐扬本派的理论主张，往往采用借古鉴今的方法，对唐宋词选本展开讨论，或贬抑抨击，或推举张扬，将本派理论主张托付于对某种唐宋词选的褒贬之中，于是该词选遂成为清代词学流派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宋词选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推《草堂诗余》
《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人编辑的词选
在明代，在适宜的时代条件下大为盛行
对明代《草堂》独盛的局面，连当时人都感到困惑不解
明末的毛晋说：“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诗余》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
”[4] 《草堂诗余》不仅在明代繁盛，清初词坛亦深受其影响
张其锦曾指出：“(清初词人)不脱《草堂》前明习染
”[5] 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为革除词坛积弊，开创新的词风，就对《草堂诗余》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词综·发凡》云：“《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
《乐府雅词跋》云：“《草堂诗余》可废矣
”在黜斥《草堂诗余》的同时，还推举南宋词选《绝妙好词》，朱彝尊《书绝妙好词后》云：“词人之作，自《草堂诗余》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
”《激楚》、《阳阿》和《巴人》的差异正是高雅和低俗的区别
《草堂诗余》是坊间商人为了迎合宴集征歌之需而编选的，欣赏者自然多为“巴人”，朱彝尊将《绝妙好词》作为《草堂诗余》的对立物，崇雅斥俗，褒贬分明
浙派中期领袖厉鹗步其后尘，对《绝妙好词》更是推崇有加
乾隆十三年(1748)，厉鹗赴京谒选县令，途经天津，寓查为仁水西庄，于查家见到《绝妙好词》，爱不释手，遂改变行程，留下与查氏合笺《绝妙好词》，刊行后传播更广
厉鹗指出：明代“徒奉沈氏《草堂》选为金科玉律，无怪乎雅道之不振也
”厉鹗力推《绝妙好词》亦着眼于以之取代《草堂诗余》，在词坛提倡“雅道”[6]
此后，经厉鹗笺注的《绝妙好词》取代《草堂诗余》而影响于词坛，正如陈匪石所云：“清中叶前，以南宋为依归
樊榭作笺，以后翻印者不止一家，几于家弦户诵，为治宋词者入手之书
风会所趋，直至清末而未已
”[7] 4958 朱、厉偏爱《绝妙好词》是因为该选本体现了浙西派所追求的词学理想
《绝妙好词》七卷，为南宋末周密所选，共选词人一百三十二家，收词三百八十五首
《绝妙好词》的编选内容和形式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绝妙好词》“纯乎南宋之总集”[7]，选词范围限于南宋，始自张孝祥，终于仇远，是一部断代词选，就周密的选编意图来说，是为了整理和保存一代故国文献，但对于以提倡南宋为旗帜的浙西派来说，《绝妙好词》则是一部现成的范本
第二，《绝妙好词》又是一部体现了流派意识的词选
陈匪石说“周氏在宋末，与梦窗、碧山、玉田诸人皆以凄婉绵丽为主，成一大派别
此书即宗风所在，不合者不录
”[7]《绝妙好词》汇集了风格相近、旨趣相类的词作，因而使此选具有流派之选的性质
而此一特点恰与朱彝尊、厉鹗树帜立派的意图相合，自然得到朱、厉的推崇
第三，《绝妙好词》还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审美主旨的词选，其审美主旨概括起来讲即求雅
箫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曾指出《绝妙好词》与张炎的《词源》的审美倾向有着一致性②，《词源》中提出的重要词学主张在《绝妙好词》中都得到了体现，如推尊姜夔，提倡格调雅正，强调协律合谱等，这些皆与朱彝尊、厉鹗的词学主张相一致
《绝妙好词》的审美特性乃浙派选中其为推崇对象的因素
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绝妙好词》方得到了浙西词派的大力提倡
在清代词坛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宋代词选还有《乐府补题》
康熙初年的浙西词派、阳羡词派均十分推崇，而嘉道时期的常州词派亦极为推重
当然各派对《乐府补题》欣赏的内涵侧重各有不同
同一部词选被具有不同词学倾向的词派所欣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乐府补题》是南宋末年王沂孙、周密等十四家遗民词人的唱和之作，共咏五题：龙涎香、白莲、莼、蝉、蟹，借咏物以抒写宋末遗民的身世之感
朱彝尊对《乐府补题》颇为称赏，《乐府补题序》云：“大率皆宋末隐君子也
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除了《乐府补题》亦是南宋选本的因素之外，此书的文人雅士气质、含蓄蕴藉的风格、咏物而不粘滞于物的手法皆是朱彝尊心仪的原因
阳羡词派的领袖陈维崧对《乐府补题》的感受与朱彝尊又有不同，在《乐府补题序》中陈维崧还强调了国破家亡的悲愤之情对词的影响：“嗟乎！此皆赵宋遗民作也
”[8] 陈维崧强调《乐府补题》乃“遗民”之作，认为故国之哀，身世之痛，不能自已之情“援微词而通志，倚小令而成声”，才使这部词集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历数百年而不泯
经过朱、陈二人的推扬，《乐府补题》迅速影响词坛，蒋景祁指出了当时词风的变化：“得《乐府补题》而辇下诸公之词体又一变，继此复拟作‘后补题’，益见洞筋擢髓之力
”[9] 清代中期之后，词学思想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常州词派突出了词体“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作用，对《乐府补题》的认识亦随之变化
张惠言《词选》指出《乐府补题》中“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
”周济对《乐府补题》的解读亦重在寄托寓意，王树荣《乐府补题跋》记：“周止庵《宋词选》于唐玉潜《赋白莲》曰：‘冰魂犹在，翠舆难驻
’曰：‘珠房泪湿，明铛恨远
’以为当为元僧杨琏真伽发宋诸陵而作
”③ 可知周济认为《乐府补题》中唐珏词〔水龙吟〕、〔齐天乐〕皆为宋陵被盗毁之事而作
可见周济对《乐府补题》的重视乃在于其中的比兴寄托之意
常州词派后期的代表人物谭献对《乐府补题》亦十分推重，他认为浙西词派虽然欣赏《乐府补题》但未能窥见其精髓所在：“《乐府补题》，别有怀抱
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
”[10] 4008以上种种评议皆可看出常州派词论家以比兴寄托认识《乐府补题》的特点
《乐府补题》在清代一直受到重视，但认识的角度各有不同：浙西派欣赏其高雅的气质和咏物技巧；阳羡派从故国之痛中找到心灵、情绪的沟通；常州派推重其比兴寄托
《乐府补题》与其他几部唐宋词选一样，由清人不断阐发其意蕴，并对清代词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二 龙榆生先生曾指出：“浙常二派出，而词学遂号中兴
风气转移，乃在一二选本之力
”[1] 此言对词选在清代词学史上作用的概括十分精当
清代的词学流派还把编纂词选本作为重要的武器，用以表现本派的审美倾向和理论主张，这些词选也就成为流派的重要标志
开风气之先的是康熙初年朱彝尊、汪森选编的《词综》
《词综》是针对明代以来词坛最为流行的词选本《草堂诗余》而编的
为了彻底改变明代以来的词坛风气，浙西词派朱彝尊不仅提出了鲜明的词学主张，而且还选编了《词综》，意欲清除《草堂诗余》的影响并取而代之
《词综》是以明确的词学思想为指导的词选本，朱彝尊提出学习姜、张，倡导南宋，崇尚雅正等一系列词学主张，《词综》即体现了这种思想
陈廷焯云：“竹垞所选《词综》，……一以雅正为宗
”[11] 陈匪石亦说：“(《词综》)所录之词，自唐迄元，一以雅正为鹄
”[7]《词综》以较大的篇幅收录南宋词人词作，如姜夔的词当时仅存二十余阕，《词综》全部收入
另如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的词收入数量也居于前列，此种特点与《草堂诗余》中南宋词较少、姜夔派词人词作遗缺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可以说《词综》以选本的形式表现了与《草堂诗余》截然相反的审美倾向
《词综》的编成刊行，给习词者重新提供了范本，《草堂诗余》失去了市场
词人们跳出北宋偏重婉丽之藩篱，尤为南宋姜、张一派所吸引，词坛风气开始发生变化
对此朱彝尊曾写下“从今不按、旧日《草堂》句”[12] 的词句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
汪森《词综序》言及词坛所尚由《草堂诗余》到《词综》的变化说：“世之论词者，惟《草堂》是规，白石、梅溪诸家，或未窥其集，辄高自矜诩
予尝病焉，顾未有以夺之也
友人朱子锡鬯，辑有唐以来迄于元人所为词，凡一十八卷
目曰《词综》……庶几一洗《草堂》之陋，而倚声者知所宗矣
”《词综》刊行之后，赢得了学词者的广泛欢迎，正如丁绍仪所说：“自竹垞太史《词综》出而各选皆废，各家选词亦未有善于《词综》者
”[13] 2734丁绍仪还把《词综》比作词家的“金科玉律”[13] 2759
吴衡照也说：“词选本以竹垞《词综》为最善，……洵词坛广劫灯也
”[14]“金科玉律”、“广劫灯”之称足见《词综》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崇高
事实上，《词综》成为浙西词派理论的载体，对浙西派取得词坛盟主地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词综》之后，浙西派词学家继承朱彝尊的传统，亦十分注意用词选本来推扬词学主张
如王昶曾先后编成《明词综》、《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等，其“选词大旨，一如竹垞太史所云
”[15] 王昶之后又有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选词宗旨一如朱彝尊和王昶
潘曾莹为其作序云：“其规式悉依竹垞、兰泉两先生选本
”[16] 由此可见《词综》的影响之深远
可以说浙派的迅速崛起和持久兴盛由以上几种词选得力甚多
另一部对清代词学产生重大影响的词选是张惠言的《词选》
《词选》是张氏兄弟嘉庆初年在歙县馆于金家授课时所编的词学教材
《词选》共选录了唐五代、宋词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
张惠言《词选》之后，郑善长又编了《词选附录》，所选皆当代词人词作
道光十年(1830)，张惠言的外孙董毅又编《续词选》，形成了《词选》系列
为阐明自己的词学思想，张惠言写下了著名的《词选序》，《序》中论及许多词学理论的问题，被后世遵为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
《词选》的意义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词选》是第一部以思想内容为标准的词选，正如施蛰存先生所指出的：“自《花间集》以来，词之选本多矣，然未有以思想内容为选取标准，更未有以比兴之有无为取舍者，此张氏《词选》之所以为独异也
其书既出，词家耳目为之一新
”[17] 与以往的词选本相比，《词选》最大的特色是选词标准的思想性要求，即以“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为选词标准
在此之前朱彝尊的《词综》影响最大，但《词综》本身并未刻意突出某种风格特色，在词的选取上并没有明显的特定审美指向
张惠言的《词选》则词学思想明确、具有现实针对性
张惠言针对“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的词坛现实，改变人们对待词体“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的认识，提高了词体的地位
这种编选思想在其弟张琦的《重刻词选原序》亦有明示：“先兄以为词虽小道，失其传且数百年
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
窔宦不辟，门户卒迷
”《词选》中选取的都是张氏认为有“比兴寄托”的词作，他对所选词作的评语亦皆从“比兴寄托”立论
谢章铤说：“(张惠言)用意可谓卓绝，故多录有寄托之作，而一切夸靡淫猥者不与，学者知此，自不敢轻言词矣
”[18] 潘曾玮也说：“读张氏词选，喜其于源流正变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
……窃尝观其去取次第之所在，大要惩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遵之于风雅之归
”[19] 与以往以存人、存词，或以选家之偏好为标准的词选本不同，《词选》以“比兴寄托”为选编标准，给词坛带来强烈的震撼，追随影从者日众，对改变词风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词选》出，常州词格为之一变，故嘉庆以后，与雍乾间判若两途也
”[20] 3523 其次，常州词派的后继者出于宗派和现实的需要，对《词选》又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意义
如认为张惠言的《词选》出于创立常州派、取浙派而代之的明确意识，并认为张氏之论皆与浙西词派相对立
如认为张氏有意标举北宋乃是对浙派推崇南宋的反动：“翰风(张琦)与哲兄(张惠言)同撰《宛邻词选》(按：即《词选》)，虽町畦未辟，而奥窔始开
其所自为，大雅遒逸，振北宋名家之绪
”[10] 4009又如认为浙派尊崇南宋姜夔、张炎，张氏则反其道而行之：“《茗柯词选》，张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而薄姜、张
”[21] 金应珪《词选跋》把张惠言批评为“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
进而发挥成为“三蔽”：“淫词”、“鄙词”、“游词”，谢章铤进一步分析“三蔽”所指：“一蔽是学周、柳之末派也，二蔽是学苏、辛之末派也，三蔽是学姜、史之末派也
皋文《词选》，诚足救此三蔽
其大旨在于有寄托，能蕴藉，是固倚声家金针也
”[20] 3485后来又有学者认定“‘跌荡靡丽’，谓竹垞；‘昌狂俳优’，谓其年
此常州派之所以别于朱、陈而起也
”[22] 由以上诸说可见，张氏《词选序》的论述被不断引申发挥，《词选》的作用也日益扩大
继张惠言之后的常州派主将周济更将词选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他前后曾选编了二部词选：《词辨》和《宋四家词选》
通过词选系统地阐发了他的词学思想
《词辨》旨在分辨词的正变源流，继张惠言《词选》之后，选词标准亦以“意内言外，变风骚人”为准，正如谢章铤所评：“其选录大意则本于皋文
”[23] 潘曾玮《词辨序》亦说：“要其大旨，固深恶夫昌狂雕琢之习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是固张氏之意也
” 作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宋四家词选》④ 以及《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标志着周济词学思想的深化，建立起了包括入门、途径以及最高境界在内的完整的词学理论系统
这一时期周济对浙西词派末流的弊端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宋四家词筏序》指出：“近世之为词者，莫不低首姜、张，以温、韦为缁撮，巾帼秦、贺，筝琶柳、周，伧楚苏、辛
一若文人学士清雅闲放之制作，惟南宋为正宗，南宋诸公又惟姜、张为山斗
呜乎，何其陋也！词本近矣，又域其至近者可乎？宜其千躯同面，千面同声，若鸡之喌喌，雀之足足，一耳无余也
”[24] 这里周济对浙西词派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词坛之“陋”的原因在于独尊南宋姜、张，而造成“千躯同面，千面同声”
在此基础之上，周济提出了具有常州派特征的词统主张：“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主张学词由深寓寄托的王沂孙词入门，最后达到无寄托的周邦彦词的浑化
周济将唐宋词人分为四派，又将四派由入到出、由近至远、由浅而深结构为系统，示人以途径，建立了常州派入门和师法系统
《宋四家词选》表明周济具有更为明确的立派意识，以常州派与浙派相对立，周济说：“词之为技，小矣，然考之于昔，南北分宗；征之于今，江浙别派，是亦有故焉，吾郡自皋文、子居两先生开辟榛莽，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一时作者竟出
”[25] 周济这里明确提出以“江(江苏)浙(浙江)”分派，与浙派相对立的“江”(即常州的泛称)派的领袖为张惠言、恽敬，论词宗旨乃风骚之旨，由此树起常州派的旗帜
在常州词派崛起、壮大、嬗变的过程中，词选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