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史学与“东京文献学派”初探

东洋史学与“东京文献学派”初探 
                  ——兼论黄现璠与这一学派的学术关系
  

 

                            作者：甘文杰

 

 

【摘要】 “东京文献学派”的学者们吸收西洋近代科学化史学思想和研究法，长年累月埋头于对东洋史的研究，从以往的汉学基础上推群独步创立了一个庞大的东洋史学体系，建构了近代东洋史学学科，形成了一个以东洋史为研究对象又涉及面广和影响深远的“东京文献学派”。丰富的史料收集，深厚的学术积累，扎实的实证研究，内在的理论修养，外在的广阔国际视野，开放性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及善于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是“东京文献学派”在日本“东洋史学”领域能取得丰硕成果的要素所在。探讨和总结“东京文献学派”的发展轨迹及其学术成就，无疑有利于促进当今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和发展。

【关键词】东洋史；东洋史学科；那珂通世；白鸟库吉；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黄现璠

                        

                                 一、引言 
                                                                 
    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界，涌现出了两位广为人知的学者，这就是20世纪学林的“东白西内”。多少年过去了，当代日本东洋史学界凡提到“东白西内”，言必称“东的白鸟库吉"和“西的内藤湖南”，习惯于将两人相提并论，津津乐道于东洋史学“文献学派的白鸟库吉”与“实证学派的内藤湖南”当年分庭抗礼龙虎相争从而掀起持续近100年的“邪马台国论战”（这一论战始于1910年）给日本东洋史学界带来的广泛和深远影响。 2006年出版的“邪马台国论战”研究权威佐伯有清著《邪马台国论争》，［1］当属总结这一论战的新成果；而今年日本关西地区报刊纷纷揭载的“日本古代史上最大未解迷之一的邪马台国所在位置讨论”、［2］“邪马台国论争新说”［3］和“第５届全日本邪马马台国论争大会开幕”［4］等相关报道，既是“邪马台国论战”硝云未散的表微，又是当年“东白西内”各持“九州说”与“畿内说”（大和说）的针锋相对沿续，亦为“东白西内”遗声余价的象征。
 

    笔者曾在日本留学生活12年，寡见所及，日本现代史学家对白鸟库吉及其门人津田左右吉、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等“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和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可谓层出不穷，但对“东京文献学派”的研究几乎乏善可陈。笔者于此从梳理“东洋史学”的生成过程入手尝试一探以“东洋史”为研究对象的“东京文献学派”，同时兼谈中国历史学家黄现璠与这一学派的学术传承关系，旨在抛砖引玉。

 

                            二、日本东洋史的产生

 

   “东京文献学派” 的研究对象是日本东洋史。东洋史是日本近代出现的概念，它是伴随着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广泛吸收西洋科学、文化及其制度而大见成效后闪亮登场的“学科”和“学术”用语。“东洋史”作为历史学的“用语”出现，最早有可能始于原田真一（竹外居士）的著作，他在1888年出版的《通俗万国通鉴》“卷之一～卷之四”中专门论述了“东洋史”，其中包括”、“大日本记”、“支那记”、“朝鲜记”、“安南记”、“逻罗记”、“鞑靼记”、“印度记”、“波斯记”、“亚西利亚记”、“犹太记”、“厄日多记”。而在“卷之五～卷之十”中则专门论述“西洋史”。［5］1891年该书第2版问世，改名《全地球各国史》，分为第1册“东洋部”和第二册“西洋部”，所记内容与初版大同小异。［6］1889年出版的坪内逍遥（本名坪内雄藏，1859～1935）著《上古史》，书中第1卷专论“东洋史”（18～109页，包括第2篇“支那和印度”和第3篇“太古列国”）；第2卷专论“欧洲”（117～228页）；第3卷专论“罗马史”（229～353页）。［7］1894年出版的坪内逍遥著《上古中古史》（东京専门学校政治科第7回1年级讲义录），论述主题与前书一模一样，该书不过是对前书内容进行了增补。［8］1892年出版的长泽市藏著《新编万国历史》（三册），书中第1册第1章专论“古代东洋史”（14～86页），第二章专论“古代西洋史”。［9］
 

    从上述学者的著作中可以一目了然，他们当时认识和理解的“东洋”和“东洋史”，实与近代西洋学者对狭义的“Orient”（东方、东洋、亚洲）和“Oriental History（东方史、东洋史）的认识和理解同符合契，论述内容大多包括“日本史”。显然，这不是日本学者独创的“东洋史”以及“东京文献学派” 研究对象的“东洋史”。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的“东洋”和“东洋史”概念与近代中国和西方学者认识和理解的“东洋”和“东洋史”有所差异。

   

    日本近代对“东洋”的认识和理解，涉及到不同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给长期吸收儒家文化的日本汉学界带来极大的刺激，深感民族危机的日本思想界一些仁人志士开始反思，为此作为文化概念的“东洋”应运而生，［10］这就是江户幕府末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1811～1864 ）于1854年出版的自著《省諐录》中主张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组不遣，表襄兼该。”［11］这种日本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论”实与同一时期中国出现的“中体西用论”和朝鲜出现的“东道西器论”有着相似之处。作为幕末维新志士之一的佐久间象山倡导“坚持日本民族固有精神的同时，还应积极吸收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学问知识”的开国论［12］以及从全面信奉儒学思想，发展到否定不合时宜的空洞学理；从蔑视洋夷发展到认同和提倡吸取西洋文明科技的务实思想，无疑开启了近代日本思想界认识“东洋”与“西洋”的新世界观。他的这种开化新世界观，进而通过门生吉田松荫、胜海舟、坂本龙马等人传给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思想家们。维新时期脱颖而出的“脱亚入欧”开化论和“和魂洋才论”，显然受到佐久间象山“开国论”和“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论”的“二元论”影响。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拉开“脱亚入欧”的序幕后，随着“全盘西化”的国策实施，西洋文明和典章制度逐步浸润列岛，西学东播带来的西方地理概念“Orient”开始登台亮相。英文“Orient”源于拉丁语动词“orior”的现在分词“oriens”，即由太阳的“升起、上升”（orior）转化为了太阳“升起的方向”或“日出方向”（oriens）。由于“太阳升起的方向”是东方，“oriens”引申义指东方。英文“Orient”的狭义指“古罗马人看到的位于安纳托利亚半岛、叙利亚、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地域的东方世界”，即古罗马人以自己处于世界中心的视角出发所定位的“东方世界”。这种狭义的“Orient”在现代作为西洋史和西方考古学上的用词大多指“古代东方”。“Orient”的广义是指“从某一地域上看位于东方的世界”，例如从中国地域上看，“清以来，因日本在我国之东，又称日本为东洋。”［13］它和“东瀛”（东面的海中岛屿或岛国）一词时常作为日本的别称。在西洋史中，“Orient”一般指“土耳其伊斯坦堡海峡以东的地域”，相当于地理上的亚洲。日本明治维新当年由英文学者高桥新吉（1843～1918）完成的《日译英辞书》（翌年出版）中，作者即将英文“Orient”翻译为名词“东方”和动词“升起、照射”等义。［14］而1869年出版的《英日对译袖珍辞书》对“Orient”的译义，［15］完全与高桥氏之书译义一致。这种译义与西洋传统地理上的“Orient”认识一致，同样为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学者们接受和认同，前述原田真一、坪内逍遥于史学著作中所用“东洋”概念即为一证，表明广义上的“Orient”在一些日本学者的认识和理解中与“东洋”同义。美国学者斯蒂芬·泰拉克的研究成果同样证明了这点。［16］然而，随着明治维新20多年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功造就日本进入强国而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后，日本知识人的自信心随之水涨船高，渴望创造“历史”的冲动呼之欲出，以摆脱长期以来中国儒学与近代西学对日本的“文化殖民”，从而实现“文化独立”。如此一来，区别于近代“西洋文化”和“西洋史”的日本“东洋”新概念粉墨登场。哲学家井上哲次郎（1855～1944）或许“是维新后第一位正式在学术场域提出‘东洋’论的学者，‘东洋’是‘西洋’的对语，意指以中国、印度为主的学问。”［17］
 

    作为文化和历史新概念的“东洋”，开始摆脱“Orient”的广义指向，仅限于作为“东亚”和“南亚”的泛称，更多时候则作为“东亚”或“中国”的专称。同时日本又将自身从“东洋”或“东亚”的历史和文化范畴中独立出来，以与被西方和日本近代明治维新启蒙思想家们定位为落后或停滞不前的“中国”保持距离，试图由此突破近代西方构建“西洋”与“东洋”的文化模式中有意识比附的“文明”与“野蛮”这一历史框架的藩篱，从而超克“近代”。这就可以理解，近代西方兴起的“东洋学”（Orientalism或Oriental Studies）或“东方学”（Eastern Studies）包括亚述学、埃及学、汉学、印度学、日本学等等，而日本近代兴起的“东洋学”不包括“日本学”在内。日本近代独自构建的“东洋史”，则与西方的“东洋史”研究范围差之千里，实与日本史、西洋史成三足鼎立。

   

    江户幕末时期当日本处于民族危急时，日本被包含在作为文化概念的“东洋”之中以对抗西方；明治维新后当日本成为西方列强成员之一时，面对东洋内部，日本人为制造的作为历史和文化概念的“东洋”却把日本排除，无非是想摆脱“他者”定义的“东洋”等于“落后”文化的身分而确立日本与众不同的文化身分。当西方学者仰仗“Orient”（东洋）来寻觅自我历史和文化的根源时，日本学家则开始跃跃欲试从独创的“とうよう”（东洋）概念中去构建日本历史和文化的“独立”大厦。如此一来，赋于“文化独立”深厚历史意蕴和基础的重任，无形中落在了日本近代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身上，作为历史和文化新概念的“东洋”最早由“哲学史”和“东洋史”中滋生而出自然不足为奇。［18］
 

    一般认为，日本近代学者独创的“东洋史”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为日本近代支那史学泰斗那珂通世（1851～1908）。1894年4月，那珂通世就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东京高师，下同）教授。同年，东京高师校长嘉纳治五郎（1860～1938）广泛拜会同校教授和东京各大学、各高等中学校教授，为的是调查和研究当时中等学校各科教育现状而收集意见和提案。在东京高师主持召开的“历史科教师会”上，那珂通世“提案应该将外国历史分为西洋历史和东洋历史，当场得到入会者全体赞同，此为‘东洋史’成为科目的发端。”［19］同年7月，在改正后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则”中有关历史的“说明部分”开始记入“本邦史（即日本史）、西洋史、东洋史”。由于那珂通世在史学界的声名显赫，加之时任文部省大臣的井上毅（1843～1895）对他讲授的支那史课程极为赞赏，［20］于是，同年8月，基于那珂通世、三宅米吉的提案而议定的“普通中学校历史科要旨”作为参考资料上报文部省后得到文部省的认可。同年9月，文部省颁布的“普通中学校各学科要领”中对历史科授课要领的解释和规定说：“普通中学校历史科以授国史为主，世界史为辅。世界史分西洋史和东洋史，东洋史中尤应详授支那史。”同时规定普通中学校“第三学期”应以一学期专授东洋史。当时文部省定义的“东洋历史，是指以支那为中心的东洋诸国治乱兴亡大势史事的叙说。”文部省同时建议：“讲授东洋历史必须注意日本与东洋诸国古来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以及东洋诸国与西洋诸国的关系。”“历来的支那历史主要叙说中国历代兴亡和人种盛衰的消长，而在东洋历史的授业中，除了讲授东洋诸国的兴亡外，还应言及支那种、突厥种、女真种、蒙古种等的盛衰消长。”［21］由此可见，在基于那珂通世、三宅米吉提案而公布的“东洋史学科要领”中，以往纳入汉学内的“支那史”科目已与“东洋史”科目显出差异。特别是“东洋史”概念问世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开战不久，表明这一概念的出笼实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有着直接关系，表现在昔日被中国人视为“小东洋”的日本居然有实力敢与“大中华帝国”兵戎相见了，可想而知当时日本历史学家的心中是多么自鸣得意。那珂通世的意图显然指向在“支那史”的基础上另辟新径构建日本“东洋史”，以与“西洋史”、“日本史”成三分之况，试图构筑日本世界史的“三国”之势，以显示“日本帝国”的与众不同——日本不属于西洋人眼中“停滞、落后、野蛮”的东洋。这是他对老师福泽谕吉（1835～1901）担心日本会遭到欧洲视为野蛮亚洲的同类而主张“脱亚”思想的一脉相承。福泽谕吉反对把日本与中国、朝鲜作为一个整体，他认为所谓‘东洋’仅仅是地理概念，而且仅包含中国与朝鲜；日本并不属于东洋，而是亚洲的‘远西’，亦即文明世界的一员。［22］深受西方近代文明史观影响的福泽（下详）将眼中的‘东洋’仅仅看作地理概念，这显然是充满矛盾漏洞百出的诡辩。“以文明为最高价值尺度的福泽认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脱离了‘半开化’状态，接近于‘文明’状态。同时主张与仍处于‘半开化’状态的中国分道扬镳。将‘野蛮与文明’的‘中日甲午战争’视为正义的思维认识，即源于福泽谕吉的文明思想。”［23］再从津田左右吉对“东洋”的认识中可以看到：日本学者将“东洋=野蛮”的思维源于西洋观，津田认为：“东洋之名源于支那……原为指涉海洋之称呼，但渐次演变成在洋面上或位于其指涉方向的土地之称呼……而西洋所谓东洋的涵盖范围，皆为支那的藩属之地——即蛮夷之地，所以支那当然不会把自己纳入东洋之一员。”［24］事实上，东洋史学祖师那珂通世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要创建排除日本在外的“东洋史”。正如识者相继指出：东洋虽以中国为核心，却摆脱朝代史的叙事方式，而试图以描述亚洲人种消亡来描绘历史递进的线索，这些改变皆有其现实之用心。［25］ 同时还显示出日本在反省其民族文化之后，在亚洲及世界国际关系为自己重新定位的企图。［26］
 

   1895年，日本开始出现了基于“东洋史”新概念认识的论著和教科书。同年2月，日本汉学家児岛献吉郎（1866～1931）所著的《东洋史纲》（上巻）出版，书中第一章“总论”，第二章“支那”，第三章“朝鲜”，第四章“安南、暹罗、缅甸”，第五章“印度”，第六章“西亚、巴比伦和波斯总论”，书中述说中国史的篇幅占全书一半以上。［27］沿此一路接锺问世的便是明石孙太郎著《东洋史》（1896年）；宫本正贯著《东洋历史》（3册，1896）；修文馆编《新撰东洋史》（1898）；大町桂月、猪狩又藏著《东洋史》（1899）；河野通章编《东洋史纲》（1899）；开成馆编辑所编《新编东洋史教科书》（1899）；荻野仲三郎著《中学东洋史》（1899）等论著和教科书如雨后春笋般的相继破土而出。荻野仲三郎（1870～1947）在《中学东洋史》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东洋史的定义和范围”中如是说：“东洋史占世界历史一半，它是叙说东方亚细亚古来兴亡呈现的诸国民沿革事实的历史。”范围上“以支那为中心点，再吸收南方亚细亚和中央亚细亚历史事实中与支那有着关联的事件予以叙说以解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至于北方亚细亚和西方亚细亚的历史与东方亚细亚关系疏远，可以不列入东洋史的范围。”［28］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历史学家对“东洋史”的认识稍有差异，例如藤田丰八著《东洋史》（四册，1896～1897年）；市村瓒次郎编《东洋史要》（2册，1897年）；桑原骘藏著《中等东洋史》（2册，1898年）和《初等东洋史》（订正２版，1900年）；津田左右吉著《新撰东洋史》（1901年）；沼田赖辅（1867～1934）著《中学东洋史要》（1901年）等，内容叙述全是中国史，稍后的东洋史家箭内亘著《东洋史》（増补改版合著，1905年）；高桑驹吉（1868～1927）著《中等东洋历史详解》（1908）；羽田亨（1882～1955）著《中等东洋史教科书》（1916年）等，几乎如出一辙。为此，东洋史学“京都实证学派”创始之一的桑原骘藏（1870～1931）于1914年在“中等学校地理历史教员协议会”上所作的《东洋人之发明》讲演中概括道：“东洋之语颇为曖昧，内容模糊不清。我在此说的东洋，以极其狭义的意思解释，它与通称东亚或远东的意思相同，而且主要指支那人。”“我国现行的东洋史，主要以支那为中心，在大多数情况下，倾向于排除西域的史实。”［29］随着日本帝国对朝鲜半岛的完全殖民化后，纳入“东洋史”的朝鲜史只是作为辅助内容，“东洋史”的中心内容仍为“中国史”。普通中学校授课要目制定经数次修正后于1931年2月由文部省正式最终确定，“东洋史”的授业中心内容依然以“中国史”为主。［30］

  

    日本近代“东洋史”新概念诞生之初的“东洋”实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停滞、落后、野蛮的象征符号。“东洋”在近代文明的语境下时常被当作一面参照标准的镜子，当西方将“东洋”作为他者而观照自我时，建立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东洋观”；当日本近代史学家将“东洋”作为他者而观照自我时，同样建立了基于西方思维潜意识下的蔑视“东洋观”或蔑视“中国观”。（下详）当然，内藤湖南的“所谓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31］所表现出的亲中认识论，作为一种表象，又另当别论。

 

    既便思想家冈仓天心（1863～1913）稍后在《东洋的理想》（1903年）中开篇强调“亚洲一体”，［32］并从比较文明的角度出发反复强调“亚洲的整体性”，试图构建亚洲人自己的亚洲观，以挑战西方中心的文明观，表现出显著的“回归亚洲”的“脱欧返亚”特点，正所谓“明治时代以后，一方面日本民族精神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出现‘受容中的演化’，另一方面，又没有走向‘完全的西化’，而是迅速向传统回归。现代精神在‘回归’中完成，这是日本现代精神发展史的一个耀眼亮点。”［33］然而，冈仓天心的东洋理想深受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史学家木村鹰太郎（1870～1931）和评论家高山林次郎（樗牛，1871～1902）等人倡导的“日本主义”［34］影响，将原来千差各异而没有一致性的亚洲想像成是与西洋相对的东洋，把印度、中国描绘成有通性的亚洲，并自鸣得意地认为这种通性融合在日本身上，日本俨然是“东洋”或“亚洲”的“新中原”。这表现在冈仓天心的最终主张：“东亚各国应联合起来，并由日本担任此文化统一体的领导角色。”［35］ 为了实现这种“东洋的理想”，日本应当承担“兴亚”的使命，甚至以战争逐鹿中原以实现复兴亚洲和“新中原”的理想（这种理想后来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支柱之一）。这种“东洋理想”体现出的“亚洲观”实已比“东洋史”的“东洋观”更为赤裸，追根索源可以从“兴亚论”中主流的“日本盟主论”以及从思想上反省后已回归亚洲（笔者将这种“回归”称之为“脱欧返亚”）的福泽谕吉于1881年主张的“由于日本是东洋的‘文明中心’，有责任作为领导实施‘亚细亚东方的保卫’”的“东洋盟主论”中找到出处。这些“东洋”论的产生背景，无疑基于日本明治维新20多年后的国富民强现状使得国家主义、国粹主义、日本主义相继兴起，加之传统儒家思想因成为替万世一系至高皇权正当性辩护的工具重新被日本思想界加以改造而以“亚细亚论”的姿态呈现出“东洋”的论述流行一时。［36］

  

    福泽谕吉的“东洋盟主论”与冈仓天心的“东洋理想”中的“东洋”，不过是空洞无物的符号，取而代之的实质论述内容为“亚洲论”或“亚细亚论”。这种“亚洲观”与相继问世的“兴亚主义”主流的“亚洲观”、“大东合邦论”的“亚洲观”、“亚洲主义”的“亚洲观”和“日本主义”的“亚洲观”可谓异名实同，这从福泽谕吉于“东洋政略论”主张将“所有亚洲国民置于日本人之下”［37］的“亚洲观”中同样可见一斑。

 

    不管怎样，上述“亚洲观”虽然不能与“东洋史”的“东洋观”完全等同视之，但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着相似之处，即它们皆在明治维新后日本从“国民国家”逐步向“国民帝国”［38］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同时，它们对“中国”或“亚洲”国民予以蔑视的态度可说同符合契。以致于它们最终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为“大日本帝国”利益服务的道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表明“东洋史学的成立不仅造就了近代学术的发展，还有日本近代国体论的政治文化背景，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互为表里。”［39］这是由于当时日本帝国不断强大以及侵略势力不断向外扩展所构成的政治格局促使许多日本知识分子将贡献国家引为义不容辞的职责这一现实环境所决定，反映出日本明治维新后思想界和意识形态从“脱亚”转变为“返亚”进而发展到“夺亚”的演变轨迹。

 

                             三、东洋史学的形成

 

    一般认为，日本近代“东洋史”这一复合词源于对外来欧洲语或英文“Oriental History”的翻译，而日本近代独创的“东洋史”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为那珂通世已为不刊之论。从“东洋史”概念的提出到“东洋史”科目进入中等学较以至“东洋史学”的最终形成，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在日本近代的历史教育学制上有所反映。

   

    明治维新的第二年，即1869年，根据明治政府颁布的《修史敕语》，以日本《六国史》为范本的正史编纂开始作业。在学校教育中，1872年根据明治政府颁布的“学制”，“历史”代替以往的“史学”而作为授业科目开始进入小学、中学校，这是明治政府吸收西洋学制的结果。“历史”授业进入课堂的主要目的是让小学、中学生们通过学习“历史”来认识和了解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政府新政权的正当性。同年，作为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史略》由文部省刊行。《史略》由皇国史、支那史、西洋史三部构成，其中“支那史”部分由那珂通高（那珂通世的养父）编成。明治中期的“东洋史”新概念问世之前的中等学校讲授“世界史”或“外国史”，大多以《万国史》和《十八史略》为教材。前者是以西方《旧约圣书》的历史认识为主轴而展开的西洋史叙述，几乎很少言及日本和亚洲各国史事；后者是以中国帝王为中心叙述上古至南宋末年史事的史书，从足利时代传入日本，在宫廷、幕府内被正式讲读。到了汉学兴盛的德川幕府时期，它被各藩官学采用为教科书，沿用至明治中期。《十八史略》同样没有言及日本和亚洲各国史事。为此，早在1888年，那珂通世即运用西洋编年史体裁以汉文编成《支那通史》四卷（汉文版），目的是为了取代《十八史略》而成为中学外国史教科书，结果如愿以偿。［40］该书从文明史观的视角出发，立足于中国文化处于历史停滞的观点以及科学的实证方法展开叙述，表现出那珂通世的文明史观和科学实证法受到他在庆应义塾读书时的老师兼保证人福泽谕吉的较大影响。［41］该书属日本最早的支那史概说宏篇巨著，它吸收西洋近代实证方法治支那史以及运用汉学精密考证法所体现出的学术价值无可置疑，明治学术界大老中村正直和岛田重礼为书作序曰：“不独采于支那史而兼收洋人所录，简易明白，一览了然。”“今日适用之书，莫过于斯篇。”［42］1899年，中国学者罗振玉翻刻出版此书时于序文中对其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来和田清教授将其译为日文版（1939年岩波文库版）作序时同时给予了热赞。但是，该书所体现出的作者的立场和观点，表明他“力图摆脱以中国中心的概念来指涉中国。在汉学里，中国是文化概念，日本隐然出自中国。相形之下，支那作为地理疆域，在语言上是一项发音，以发音取代形象，可有助于去除孔子所在就是中央之国，而日本则屈就边陲的印象。”［43］这从一侧面暗示出作者稍后提出“东洋史”概念的深层意图（见前述）和他试图重建世界史或世界文明史的战略步骤：先从地理上区别“支那”与“日本”，再从文化上区别“日本”与“东洋”。这在1903年出版的那珂通世著《那珂东洋小史》（1903年1月）和《那珂东洋略史》（1903年12月）中有所反映。两书依然主要论述的是支那史，改头换面只是以那珂通世认识“支那”和“东洋”的“世界观”或“日本观”为中心。

 

    那珂通世提出“东洋史”概念不久的1897年，文部省开办“夏期讲习会”，任命那珂通世为东洋历史讲师，箕作元八为西洋历史讲师，三宅米吉为日本历史讲师，表明文部省正式公开认可了“东洋史、西洋史、日本史”的划分。同年9月，文部省任命那珂通世为“普通中学教科细目调查委员会”历史科委员（同科委员还有坪井九马三、箕作元八、三宅米吉等人），专门负责立案“东洋史教科细目”。从此之后，在普通中学的教科中，东洋史成为正式科目，题名为“东洋史”的正式教科书相继出版，［44］从而揭开了将“东洋史”作为一门学问或学科的“东洋史学”序幕。同时，那珂通世还将“东洋史”带入了高等院校的历史授业。1896年，他在担任高等师范教授兼第一高等中学教授的同时，又被任命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支那语学第三讲座讲师，讲授东洋史（以支那史为主）。同年毕业于东帝大文科大学汉学科支那史专业后继续在同校攻读学位的桑原骘藏，专攻的便是“东洋史”，受业于那珂通世。这是1898年出版的桑原骘藏著《中等东洋史》（2册，那珂通世作序）作为权威性教科书能成为当时日本东洋史教科书通用本的原因之一。加之，1903年出版有那珂通世著《那珂东洋小史》、《那珂东洋略史》两书以及1907年1月出版有那珂通世译述的《成吉思汗实录》（东京大日本图书版）一书，因而内藤湖南将那珂通世称为“蒙古史研究的东洋三大家之一。”三宅米吉则称之为“元史大家”。［45］这一切足以表明：那珂通世不仅是“东洋史”概念的提出者，而且还是“东洋史学”的创始人。而日本近代诞生的“东洋学”，便是以“东洋史学”的形成为前提的。

  

    一些中外学者认为“白鸟库吉开创东洋史学”，同时“将战前的东洋史研究等同于白鸟的研究生涯”。［46］这种认识有可能是以1910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修学科”的设立作为标准，由此表明“东洋史学”已作为“专修学科”正式纳入高等院校教育。但是从白鸟库吉的早期学习和教书经历可以看到这种认识的片面所在。

 

    白鸟库吉（1865～1942）于1879年3月就读于千叶中学时曾是该校校长兼教员那珂通世和三宅米吉的学生，深受两师史学观的影响。后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相继师从主任教授路德维格·里斯（Ludwig Riess，1861～1928，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史学大师兰克的助手）习“西洋史”，师从近代日本国史之父重野安绎（1827～1910）习“汉学”。 1890年毕业后被聘为学习院教授。任教期间，白鸟接受三浦梧楼（1846～1926）劝导，转而从事东洋史研究。［47］1900年（一说1901年）成为文学博士。曾两次赴欧洲游学考察（1901～1903，1922～1923），历访英、法、德、俄、匈、奥、意、荷兰及美国。 1904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史学教授（1904～1925）。早期著有《西洋历史》（富山房出版，1897年6月）、《新撰西洋史》（富山房出版，1899年11月）、《新撰西洋史》（改订8版，富山房出版，1902年11月）。正因他精通西洋史，在1914～1920年间他任日本东宫侍讲时负责东宫时代的昭和天皇的“西洋史”教育，而非“日本史”和“东洋史”教育。

 

    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设立后，最初主要讲授的是“西洋史”。两年后即1889年东帝大设立“国史科”，开始讲授日本史。同时将原来的“汉文学科”改为“汉学科”。 1890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开始模范欧美学制，设立讲座制度，汉学科的汉学和支那语学设立了三个讲座。1905年，东帝大把汉学和支那语学讲座改组成支那哲学讲座、支那史学讲座、支那文学讲座。在此之前的“支那史学”一直被纳入“汉文学科”或“汉学科”的汉学部分。因此，白鸟库吉在东帝大师从重野安绎习“汉学”时专攻支那史。因而他于1904年任教于东帝大史学科时担任的是支那语学第三讲座教授，讲授“支那史”和“东洋史”。例如1908年毕业于东帝大史学科的原田淑人，当时就在白鸟库吉的指导下学习“东洋史”。［48］1905年，市村瓒次郎（1864～1947 ）升任东帝大史学科教授后，与白鸟库吉一道担任支那史学讲座，同样讲授“支那史”和“东洋史”。这就是日本东洋史学界普遍认为东帝大东洋史学的基础由白鸟库吉和市村瓒次郎共同打下的缘由。正因如此，白鸟库吉和市村瓒次郎为1910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设立“东洋史学专修学科”（一般简称东洋史学科，下同）可说立下了“开科”之功。假如此前没有那珂通世、白鸟库吉、市村瓒次郎在东帝大长年讲授“东洋史”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储备，“东洋史学专修学科”不可能一蹴而就或仅仅是从原来的“支那史学讲座”改名换姓为“东洋史学专修学科”而已。
 

    尽管“东京文献学派”的初代弟子（下详）大多出自白鸟库吉和市村瓒次郎两师的门下；尽管市村瓒次郎曾著有《支那史要》（吉川半七、1895年）、《东洋史要》（2册吉川半七、1897年）、《东洋史统》（2册，冨山房、1929～1930年），而白鸟库吉早期没有“东洋史”论著问世，但从“东京文献学派”的兴起和学术特性上看（下详），笔者认为“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当属白鸟库吉，而非一些学者认为的创始人是白鸟库吉和市村瓒次郎两人。“龟太郎与林泰辅、市村瓉次郎等人，均非日本当时主流派（疑古、抹煞），而不被重视，但他们为日本传统学术的继承者。”［49］至于个别学者主张“‘东洋史学派’以白鸟库吉、那珂通世及京都大学的桑原骘藏为主。”笔者更是难以苛同。

  

    白鸟库吉的学生、“东京文献学派”初代成员桥本增吉曾于《先秦时代史》一文中将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变迁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明治初年至二十二、二十三年（1868～1889、1890年）；第二期为明治二十二、二十三年至三十年（1889、1890～1897年）；第三期为明治三十年至大正三、四年（1897～1914、1915年）；第四期为大正三、四年至昭和初年（1914、1915～1926年）。同时认为第一期沿袭德川时代以来的传统学风；第二期移西洋近代史学研究法于日本史学界；第三期因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而引发一种民族自觉；第四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取得南洋诸岛的管理而引发日本的南进研究政策及对民俗学的研究。［50］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桥本增吉的这一分期和概括，笔者认为以近代“东洋史”新概念的诞生为分水岭，第二期应从1894年开始，“因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而引发一种民族自觉”不应列为第三期的内容，而应列入“第二期”，因为它是与第二期（1894～1914、1915年）的“移西洋近代史学研究法于日本史学界”同步发展的。而推动这一发展的先驱，正是那珂通世。

 

    从上述可知，日本近代最早将原来作为地理概念的“东洋”转化为文化概念的“东洋”的学者是那珂通世，由此使得“东洋”一词带有了模凌两可的地理与文化意蕴。最早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东洋史”的是那珂通世。而且，1903年出版那珂通世校点的《崔东壁先生遗书》时，那珂于崔氏之书《考信录》解题中已使用了“东洋史家”一词，［51］表明此时研究东洋史的专家在日本史学界已经不泛其人，这意味着东洋史学已经形成。因此，综合而言，笔者认为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的创始人当属那珂通世，白鸟库吉只是东帝大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修科”和“东京文献学派”的创始人，无可置疑的是完成日本近代东洋史体系化的建构者以及将日本的东洋史学推向“世界的东洋史学”舞台的有功之臣，首推白鸟库吉。

  

    事实上，那珂通世还与同时期形成的东洋史学“京都实证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1866～1934）和桑原骘藏，［52］关系密切。桑原骘藏早年在东帝大读学位专攻“东洋史”时曾是那珂通世的学生，深受其影响自不待言。那珂通世曾是江堵家的养子，他的养父江帾通高（即那珂通高）早年与明治维新的精神指导者吉田松荫（1830～1859）和幕末尊皇攘夷派悍将久坂玄瑞（1840～1864）交往亲密。后来江帾通高创办“作人馆”担任教授时，内藤湖南的父亲内藤调一以及后来成为“平民宰相”的原敬（1856～1921），皆是江帾通高的学生。内藤湖南的妻子内藤郁子之父田口多作，同样是江帾通高执教“作人馆”时的学生，时与那珂通世为同窗学友。而江帾通高的父亲童春通英，早年是从田口家过继到江帾家的养子。由此表明那珂通世与内藤湖南的亲属关系至为密切，他们年少时受到的精神熏陶皆源于通高热心传授至交吉田松荫思想的影响。而且学术上两人交往亲密，这从那珂通世译述《成吉思汗实录》时所用底本涉及到那珂通世、内藤湖南和中国晚清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1856～1904）三人的密切交往可窥一貌。［53］

 

                           四、“东京文献学派”的兴盛

 

    日本近代东洋史学形成后，围绕着东洋史学研究，逐步在东洋史学界形成了两大学术流派，这就是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东京文献学派”和以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实证学派”。

  

   “东京文献学派”的兴起，很难用某一时点或某一事件的发生或某一学术团体的成立来断定它的伊始。1905年，白鸟库吉召集关心亚洲问题的70多名日本学者成立“亚细亚学会”。“亚细亚学会”稍后合并于“东洋协会”。1907 年，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设立“学术调查部”，担任部长，创刊“东洋学报”，并于1906年，1909年两次来中国东北地区考察渤海旧都及金上京的遗址和高句丽广开土王碑。这一期间的1908年1月，白鸟与满铁初代总裁后藤新平协商后在“满铁”的东京支社设立“满州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担任调查部部长，同时将弟子津田左右吉（1873～1961）、箭内亘（1875～1926）、松井等（1877～1937）、池内宏（1878～1952）等人召入调查部任研究员，分别负责“满州历史地理”和“朝鲜历史地理”的基础研究。稍后，白鸟的学生和田清（1890～1963）加入了这一调查和研究工作，负责“满州历史地理”的基础研究。由此可说形成了“东京文献学派”的雏形。在以后由白鸟主持陆续发行的《满州历史地理》（二卷）、《朝鲜历史地理》（二卷）等论丛和出版《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4册的过程中以及由白鸟于1909年和1910年相继开启的“尧舜禹否定论战”和“邪马台国论战”过程中，他的学生加藤繁（1880～1946）、桥本增吉（1880～1956）、重松俊章（1883～ 1961）、原田淑人（1885～1974）、鸟山喜一（1887～1959）、清水泰次（1890～1960）、石田干之助（1891～1974）、桑田六郎（1894～1987）等人皆先后不同程度的予以了声援、支持和帮助，由此促进了“东京文献学派”的发展。加之白鸟库吉长期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和学习院教授，热心培养门生，他还曾任日本东宫时代的昭和天皇的侍讲（1914～1920），1924年任东洋文库理事和研究部长,创办《东洋文库论丛》、《东洋文库研究部欧文纪要》等刊物；1934年任日本“民族学会”第一任理事长（1934～1942），翌年主持创办《民族学研究》杂志。因而学术声誉名重一时，门下弟子云集。
 

    如果说始于1910年的“邪马台国论战”标志着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东京文献学派”与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实证学派”初具雏形并已得到学术界认同，那么，自20世纪20年代白鸟库吉和市村瓒次郎相继于东帝大教职退休从而造就东帝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三剑客”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成为史学科领军人物后（即东帝大东洋史学科从“白鸟、市村体制”向“池内、加藤、和田体制”移行后），“东京文献学派”可说进入了繁荣兴盛期。这一时期的学派新一代领袖当属东帝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三巨头”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他们的门人弟子黄现璠（1899～1982）、植村清二（1901～1987）、松田寿男（1903～1982）、前嶋信次（1903～1983）、野原四郎（1903～1981）、铃木俊（1904～1975）、江上波夫（1906～2002）、増井经夫（1907～1995）、三上次男（1907～1987）、周藤吉之（1907～1990）、日野开三郎（1908～1989）、旗田巍（1908～1994）、镰田重雄（1909～1969）、山本达郎（1910 - 2001） 、田坂兴道（1912～1957）、岸边成雄（1912～2005）、榎一雄（1913～1989）、矢泽利彦（1914～）、前田直典（1915～1949）、守屋美都雄（1915～ 1966）等人则属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第二代学者或多或少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白鸟库吉的学术指导。可见“东京文献学派”第一、二代指导者培养了大量名见经传的东洋史学家，他们的渊博学识使学术薪火相继，既做了弈叶灯传、蝉联瓶泻的事业，又促进了学派的兴盛，进而造就了“东京文献学派”的第三代传人西嶋定生（1919～1998）、山田信夫（1920～1987）、山根幸夫（1921～2005）、神田信夫（1921～2003 ）、护雅夫（1921～1996）、荒松雄（1921～2008）、田中正俊（1922年～2002年）、堀敏一（1924～2007）等学者的崭露头角。

   

    笔者认为：狭义上的“东京文献学派”可追溯至上述“前三代”，而广义上的“东京文献学派”还可追溯至20世纪后半期的“后三代”，即第四代代表学者小岛晋治（1928～）、斯波义信（1930～）、冈田英弘（1931～）、辛岛升（1933～）、武田幸男（1934～）、生田滋（1935～）、滨岛敦俊（1937～）、尾形勇（1938～）、池端雪浦（1939～）、川胜守（1940～）、洼添庆文（1941～）、古厩忠夫（1941～2003）、佐藤次高（1942～）、樱井由躬雄（1945 ～）；第五代代表学者滨下武志（1943～）、蔀勇造（1946～）、并木赖寿（1948～2009）、森安孝夫（1948～）、金子修一（1949～）、小松久男（1951～ ）、岸本美绪（1952～）、水岛司（1952～）、片山刚（1952～）、久保亨（1953～）、平势隆郎（1954～）、上田信（1957～）、新免康（1958 ～）；第六代代表学者青木敦（1964～）、吉泽诚一郎（1968～）、小寺敦（1969～）、阿部幸信（1972～）等人。

 

    笔者的这种分代基于师承关系和学者的毕业年代，而非年龄大小。至于少数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又师出白鸟库吉且毕业后的主要学术活动地长期在京都帝国大学或京都大学的东洋史学家，例如今西龙（1875～1932）、羽田亨（ 1882～1955）等人，后来皆成为“京都实证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自然不在本论之列。

 

                                  五、特性

 

    关于学派的定义，《辞海》“学派”词条解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54］这里指的是传统“师承性学派”。“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而可以形成‘师承性学派’，同样，因以某一地域，或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或某一文明，或某一社会，或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的学者群体，同样可称为‘学派’，或曰‘地域性学派’（包括院校性学派），或曰‘问题性学派’。”“东西学派的形成，大致有赖于三种因缘：即师承、地域、问题，因而大体上可归为三类：即‘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三者互有联系，它们之间的划分界限绝非泾渭分明。”［55］纵观古今中外层出叠见的学术领域学派，大多为同时代学人或后辈学人对同时代和前代在学术上具有“师承性”、“问题性”、“地域性”等共性特征的学者群体的学术进行分析研究的概括性总结。而且，近代东西方学术界涌现出的一些学派虽然基于某些学术团体（学会）和学术机构形成，但古往今来的师承性学派并非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学派不能与学术团体或和学术机构等同视之，这已为世所公认。因此，一般情况下，学派成员普遍并不具有类似于学术团体或学术机构成员的归属意识或归属感。［56］
   

    上列“东京文献学派”代表学者，除白鸟库吉的弟子津田左右吉1人外，一律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或东洋史学科或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东洋史学专业，而且毕业后从事研究的专业领域皆为“东洋史”或“中国史”。他们之间既有师生关系，又有研究对象同一或同治一门学问的学术关系。这里的“东京文献学派”中的“东京”应用于学派时，泛指师出“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或东洋史学科或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东洋史学专业”，着重强调的是它的“师承性”；而“文献”着重强调的是学派成员共同体现出的治学特性（下详）。因此，笔者从广义上简略定义的“东京文献学派”，是指师承相同又以“东洋史”为研究对象和治学特性大致类似的学者群体，它以东大东洋史学科出身的学者群体为主干构成。这里着重强调的是这一学派的“师承性”特征。而笔者从狭义上定义的“东京文献学派”，是指以“东洋史”为研究对象以及治学特性大致类似的一个师承性学者群体，它以东大东洋史学科出身的学者群体为主干构成。这里着重强调的是这一学派的“问题性”特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立于狭义定义的认识将“东京文献学派”划分为“前三代”；而立于广义定义的认识则将“东京文献学派”又追加了“后三代”。无论广义还是狭义定义，显而易见“东京文献学派”皆具有“师承性”和“问题性”学派的特征。只是广义和狭义定义各呈显出的差异程度不同而已。笔者于下论述这一学派的特性、学术活动地、学风影响和成就时，主要基于狭义的定义认识和围绕着“前三代”展开。

 

    古今中外每个学派的代表学者所呈显出的学术特点或学风各有差异，这点毋须置疑。但是同一师承的学派成员的学术特点或学风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体现出一些共性，这点同样有目共睹。这些共性特点即表现为学派的特性。“东京文献学派”自然不会例外，它的特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疑古

  

    从“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白鸟库吉的学问上看，“疑古”是其特点之一。他的“疑古”思想，远可追溯到中国清代著名“疑古辨伪”学者崔述（号东壁，1740～1816）的影响，近可从其老师那珂通世对崔述“疑古辨伪”史学观赞口不绝的教诲中找到出处。崔述生前的著作由门人陈履和汇刻为《东壁遗书》，其中以《考信录》32卷最令学者注目。《考信录》虽非辨伪而作，但他对于先秦之书除《诗》、《书》、《易》、《论语》外，几乎都存怀疑，甚至作者连《论语》中部分内容同样存疑。崔述的著作虽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无裨于科举，因而在中国被淹没了近百年，反而流入日本后马上引起了日本学界的注意。内藤湖南曾于《支那史学史》中指出：崔述在日本有不少信徒，那大多是由于《国朝先正事略》详细载崔述其人其事并摘录学说概要而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特别是20世纪初日本学者将《东壁遗书》加上标点排印出来，使得崔述的学术思想在日本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尤是在东洋史学界表现突出，原因在于日本最早将《东壁遗书》校点复刊介绍给日本学界的学者，便是那珂通世（那珂通世校点的《崔东壁遗书》底本为狩野直喜惠赠）。1903年出版的那珂通世校点的《崔东壁先生遗书》（4册，东京：目黑书店出版），公认为东壁“疑古辨伪”思想广为流布日本之始。［57］那坷通世对朝鲜古史研究成果中所表现出的“疑古”精神和考证方法；［58］重野安绎对《太平记》史料价值的置疑，皆体现出崔述“疑古”思想的影响之迹。而他的学生白鸟库吉对朝鲜古史研究的成果及其对朝鲜民族起源的质疑，［59］同样可见崔述、那坷、重野、里斯的多重影响，正如台湾学者李圭之指出“整体言之，十九世纪末由里斯带来的近代史学，与继之而起的东洋史学，在方法上的疑古主义与主题上的人种兴亡，深深影响白鸟日后的研究。”［60］

 

    日俄战争（1904～1905）后白鸟库吉对日本古典史书“记纪”（《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简称，下同）的质疑，认为“记纪不是史实，只是传说。”［61］稍后白鸟对中国古代“尧舜禹”质疑而得出的“尧舜禹抹杀论”，皆反映出他治史的“疑古”特点贯穿始终，以致他的弟子受染甚众。津田左右吉对“记纪”的质疑；池内宏对朝鲜古史传说的质疑；［62］和田清对朝鲜古史和“渤海国”的质疑［63］等等，追根索源，无一不是来自崔述“疑古”思想和白鸟师的双重影响。正如“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成员黄现璠在谈到他的老师加藤繁、和田清等人为何景仰顾颉刚学问的原因时明确指出：“日本学者对于《考信录》则五体投地的信服。”［64］由此从一侧面反映出这一学派成员普遍具有的治史“疑古”特点，体现出“东京文献学派”具有的显著疑古特性。

 

2.史料批判

  

    由上述疑古思想导引而出的便是对自己研究中所质疑的一些问题、史料和学问展开研究和批判。这在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及其弟子津田左右吉对“记纪”的批判以及对汉学和中国文化的批判中表现最为突出。当代中外学者谈到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时，大多认为白鸟有关史料批判的思想直接源于西方“兰克学派”。笔者并不否认“兰克学派”嫡传弟子里斯对学生白鸟灌输“兰克史学”极为重视的“客观历史叙述不可或缺的‘史料批判’严肃性和严谨性”等实证主义史学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但不能因此完全忽视崔述“疑古辨伪”思想给白鸟及其他创始的东京文献学派带来的潜移默化影响。原因在于日本近代的“东洋学”和“东洋史学”的基础学力和史料是由汉学及其汉文献所支撑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对其影响着重在普遍性理念和研究方法上。一般认为：日本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先驱为重野安绎、久米邦武（1839～1931）、星野恒（1839～1917）、林泰辅（1854～1922）、那坷通世、坪井九马三（1858～1936 ）、吉田东伍（1864～1918）等人。重野安绎是日本近代最早提倡实证主义的日本历史学研究泰斗［65］和日本“史学会”（1889年成立）第一任会长，他通过运用清代考据学的实证方法对《太平记》等史料批判来否定“児岛高徳的存在”和“楠木正成的逸话”而得异名“抹杀博士”，名声鹊起。他的“抹杀论”为学生白鸟库吉继承，白鸟最初同样以“抹杀”扬名于世。他根据中国古典文献考证朝鲜古史和古传说的源起，结论是古传说大多是为了表彰当时人物的历史产物，而非事实本身，从而对古传说加以否定和抹杀。最有名的是他的尧舜禹抹杀论。1909年，白鸟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作《支那古传说之研究》的演说，对中国尧舜禹三代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他认为：尧舜禹在中国历史传说中代表着三种中国文化价值：尧代表属于天的天下为公价值观、舜代表属于人的孝顺价值、禹代表属于地的勤劳价值；进而主张天人地是儒家思想的三个支柱，象征着三种美德。而从儒家出现的时间上可以推断尧舜禹为春秋战国儒家诞生后的产物，儒家虚构尧舜禹的目的是为宣扬儒家价值。由此通过对虚构史料批判来抹杀“尧舜禹”。［66］尽管白鸟论文的论证细节上不如后来中国学者顾颉刚关于此点的论证精密，但祖鞭先着而领中日古史辨先声的荜路之功不可否也。尧舜禹抹杀论对日本儒学“法先王”基本观念产生了极大冲击，动摇了日本汉学家的信仰，成功地破坏了日本汉学家历来以尧舜禹作为中国文明核心而信奉的道德宗教权威形象，使得儒教成为可以由外而内看待且能加以批判的对象，不再是原来汉学那种中日不可分割的修身内涵。由此出发，“东洋史学作为近代学问于焉成立”。［67］尧舜禹抹杀论的发表，一方面“表现了白鸟在情感上排拒中国的企图”，［68］并为否定汉文化做了最初的铺垫；二方面反映出当时日本急于树立自己在亚洲的“威信”而对“东洋”重新认识和界定的时势需要。
 

    白鸟库吉推出“尧舜禹抹杀论”不久，便引来了史学家林泰辅撰述的一系列论文反驳。白鸟的学生桥本增吉马上回应，于《书经的研究》中反驳林泰辅，支持尧舜禹抹杀论。［69］以致“尧舜禹抹杀论”余波不尽，于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长期影响着日本东洋史学的“讲座派”学者。

 

    事实上，白鸟库吉在推出“尧舜禹抹杀论”前，已对日本古典史书“记纪”中的神代史展开过批判，他认为“记纪不是史实，只是传说。”“记纪”中的神代史只是世俗历史在神秘天空的投影与古代朝廷御用史家别有用心的杜撰。从而强调“日本不是神国”。这在他于1896年10月发表的《神代史的新研究》中有具体反映。［70］他的“神代史否定论”后来由学生津田左右吉发扬光大为“神代史抹杀论”。

 

    稍后的1910年，白鸟于《倭女王卑弥呼考》一文中，对以往神道学者从卑弥呼神话引伸出天照大神的神话同样展开了怀疑和批判，他认定天照大神并不存在，而是中国《魏志》中具体人物卑弥呼的写照，［71］同样强调“日本不是神国”，旨在摧毁日本神代史观与皇道史观的历史基础。文中还对内藤湖南于同年发表的《卑弥呼考》中主张“邪马台国畿内说”（大和说）进行了反驳，由此触发“邪马台国论战”。他的学生桥本増吉同年发表《论邪马台国和卑弥呼》，批驳内藤湖南的“邪马台国大和说”，支持白鸟师的“邪马台国九州说”。［72］后来津田左右吉同样支持白鸟师说，认为“从地名上考察邪马台国位于筑后国的山门郡较为妥当。”［73］榎一雄不仅支持白鸟师说，还提出了“邪马台国位于以伊都国为中心的放射状地区”的“放射说”。［74］在20世纪日本学者长达近百年的“邪马台国论战”中，前半期论战时，京都大学出身的学者，以内藤湖南的《卑弥呼考》为首，大多倾向大和说，由此促进了“京都实证学派”的发展；东京大学出身的学者则以白鸟库吉的《倭女王卑弥呼考》为首，支持九州说，不但促进了“东京文献学派”的发展，而且体现了这一学派成员共有的批判主义史学思想一脉相承的特性。而在后半期论战中，虽然东洋史学中东西两大阵营的“讲座派”学者大多不再介入，只是一些考古学者和非讲座派在野史家或作家根据新发现考古史料争论不休，但争论议题依然主要围绕着白鸟的“九州说”与内藤的“畿内说”展开。［75］例如日本现代著名作家松本清张便主张“九州说”。［76］
 

    史料批判思想滋育批判精神，基于批判精神的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多为否定或抹杀或批判，这似乎势在必然。在日本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说重野安绎是“抹杀之祖”，他的学生白鸟库吉是“抹杀导师”，那么，白鸟的高徒津田左右吉则属“抹杀大师”，他继承“白鸟史学”精粹，将抹杀和批判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津田认为“记纪”中的史事大多数为后世朝廷创作，直接否定了日本古代史上的神话与历史不分的叙事传统，由此推出“记纪作伪说”和“神代史抹杀论”，为客观地研究日本古代史而非从偏执的民族主义出发虚构日本史奠定了基础。津田不仅针对有关大和民族缘起记载的古事记及日本书纪予以推翻，加以抹杀，［77］而且长期以来他一直“将中国古典或中国文化当作批判对象，以揭其文化短处贯穿始终。”［78］由此又推出“东洋文化抹杀论”，表现出“片面的外在性批判”的态度。［79］当日本史学的“抹杀论”已经上路时，接踵而来的东洋史学“抹杀论”开始出发，前赴后继一波接一波的“抹杀”，在学术批评和切磋中形成了良性互动，开辟了“东洋史学”纵横行进的道路和促进了学术繁荣发展，这点毋须置疑。尽管“津田史学”所表现出的“激烈型抹杀”与“白鸟史学”的“策略型抹杀”有所不同而呈现出学派成员的治学个性差异，但两者一脉相承的“史料批判”特点，同样体现出“东京文献学派”的特性。

 

3.蔑视观
   

   “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和部分初代成员基于批判精神和学术研究认为：中国文明处于停滞，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蔑视观或亚洲文明蔑视观的特性。“东京文献学派”初期具有的这个特性与同时期兴起的“京都实证学派”（以内藤湖南史学为代表，桑原骘藏的中国蔑视观并非该学派的主流）的“亲中观”有所不同，这是两学派的差异之一。“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和部分初代成员的中国文化蔑视观或亚洲文明蔑视观的思想源流，寻根问底，远可追溯到法国“基佐文明史观”和英国“巴克尔文明史观”，近可在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找到源点。日本明治初期，对日本学术界影响较大的欧美学者，当属法国文明史家基佐（1787～1874）和英国文明史家巴克尔（1821～1862），这从当时两者的著作多次在日本被重版可见一斑。以基佐、巴克尔等人为代表的欧洲文明史观，期望将史家的注意力从国家政府扩大到社会文明、文化心理，挑战了以德国“兰克史学”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传统。以基佐、巴克尔等人为代表的文明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倾向，在19世纪代表了一种国际潮流，美国的“新史学”流派可视为表现之一，由此成为当时东亚先进知识分子吸收西方史学新知识的先锋。特别是基佐著的《法兰西文明史》和巴克尔著的《英国文明史》，曾引起这一时期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极大关注,被福泽谕吉选择用来作为他所创建的庆应义塾（现日本庆应大学前身）的教科书之一，促使名重一时的庆应义塾“风气为之一变”。不仅如此，福泽谕吉受到这类欧洲文明史学的影响还写了日本明治初期影响最大的《文明论之概略》，书中多次引用基佐和巴克尔著作的原文；书中第八章“西洋文明的来源”便是“引证法国学者基佐所著文明史以及其他各种著作的要点”写成。从而使得欧洲文明史学在日本明治初期的史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福泽谕吉认为中国人“怯懦卑屈”［80］和“中国半开化”的中国蔑视观，显然源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洋文明史观。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安川寿之辅通过对福泽谕吉的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道：“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侵略亚洲思想和亚洲蔑视观的最大创案人之一。”［81］笔者认为言之成理。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学生那珂通世吸收为师的文明史观后通过对支那史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明停滞论”；那珂通世的学生白鸟库吉接受为师的停滞论后通过运用实证主义手法对蒙古“天”观念的起源研究得出的是“中国文化保守落后论”；白鸟库吉的高徒津田左右吉通过对中日文化对比研究和批判得出的结论是“东洋文化抹杀论”。津田从解构《记纪》出发，进而批判了《记纪》的影响来源于《淮南子》与《老子》，指出其为虚构杜撰，目的是让“记纪文化”从“汉文化圈”独立出来，从而建立专属于日本的日本古典文化形象，由此使得中日古典文化的区别成为可能，日本文化独立得以实现。因此，他在《支那思想与日本》一文中开宗明义宣称：“日本文化是根据日本民族生活的独特历史展开，具有独特的文化形式，它向来与支那文明完全不同。换言之，日本与支那是各别的历史、各别的文化或文明，各别的世界。从来没有将日本与支那两者合而为一的所谓东洋的世界，从无所谓‘东洋文化’、‘东洋文明’这种东西。”［82］ 继而强调“日本人的生活与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不同。在家族制度、社会组织、政治形态、风俗习惯等方面，日本人与中国人殆无共通之处。”［83］日本学者子安宣邦便指出，津田左右吉是一个“本土主义者”，本土意识极为强烈，他对儒教的批判是从他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出发的，换言之，他对日本文化的执着与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互为表里。［84］

 

    事实上，白鸟、津田的中国文化蔑视观或中国蔑视观，可说浸润在他们所处时代的日本知识界的思想气氛中。“京都实证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桑原骘藏具有的强烈中国蔑视观，已为东洋史学界的学者人人皆知，实与白鸟、津田不相伯仲。即便对“东洋文化”的认识与津田南辕北辙的内藤湖南，虽然主张“所谓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85］强调“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和优位性。”［86］但是，他在中国旅游时，“平常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衣袖相触亦觉不快。”［87］由此可见他的日本优越感之一貌。这点在他对当时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人认识上主张“日本人不能与台湾人一视同仁”的人种差别和统治人种优等论的观点中流露无遗。［88］因此，“实际上由内藤湖南执笔，由“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者之一石原莞尔抛出的‘満蒙领有论’，源于从三宅雪岭（日本近代国粋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笔者按）、内藤湖南到稻叶岩吉，矢野仁一的所谓京都的支那学派学统中的主张”，［89］也就不足为奇。

 

    作为文化概念的“东洋”于幕末问世之初，力图融合东西方思想，并不强调日本和西方传统文化的优先和主导地位。到了明治时期变质为了福泽谕吉的“中国半开化”和那珂通世的“东洋停滞论”；发展到了大正时期，进而变质为了白鸟库吉的“东洋文化保守落后论”和津田左右吉的“东洋文化抹杀论”。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明治后的近代“东洋观”，自始至终处在近代西方文明史学和实证史学的理论框架下。由这种“东洋观”繁衍而来的中国蔑视观显然受到日本近代知识人认识“东洋”时所接受的西方线性思维和传统认识的影响。当他们把西洋和东洋当作“他者”加以认识而试图重建东洋史、东洋学和日本文化时，并未摆脱西方近代线性思维的局限。白鸟试图从人种的起源找到日本的特殊性以及从历史起源摆脱“汉文化”，无非旨在拉近日本文化与西洋文明的距离；津田从“文化”根源论述中日文化差异，对“东洋文化或东洋文明”加以抹杀，无非旨在实现日本文化的独立。这一切都是白、津师徒两人在太师那珂通世当初提出“东洋史”概念的深层意图和战略步骤中找到的灵感。师徒三人的“中国文化蔑视观”可谓异口同声，而战略步骤呈现出承前启后的特征，表现在：那珂是“先从地理上区别‘支那’与‘日本’，再从文化上区别‘日本’与‘东洋’”；他的学生白鸟步其后尘并发扬光大，“先从历史和人种上区别‘中国’与‘日本’，再从文化上区别‘日本’与‘西洋’”；而津田“前赴后继”，冲锋太猛，扑向极端，他“先从文化上区别‘日本’与‘中国’，再从思想上否定‘东洋’与‘西洋’”。从“区别”到“否定”再到“抹杀”东洋，最终完成了白鸟建立在东洋与西洋之上具有普遍性理念和价值的“东洋史学”的历史使命——抹杀“东洋文化”和超越西洋，以体现日本文化的独立。台湾学者李圭之指出，白鸟以兰克史学为典范。兰克将基督新教的进步精神与德国的崛起相结合，白鸟同样把宗教信仰视为日本进步的基础。白鸟从蒙古人的敬天思想中找到了至高的“天”，并认为蒙古人的敬天思想同时传到了欧洲与日本，如此‘天’成为东洋与西洋的共通性。而最后日本的‘天’离开历史，不受时间限制，具有了普遍性。因此，在白鸟眼里，支那被置放在时间上相对落后的位置，中国是保守的、必须被排除，而日本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甚至超越西方。［90］台湾学者石之瑜亦指出：“白鸟的科学信仰来自西洋，但经过他融合中西之后，西洋的中国学只能是某种来自周边的科学。他的东洋史学重新取得了正统地位，他超越了中国，因为中国堕落到了历史之外，停留在汉学的模糊阶段；他也超越了西洋，因为西洋同样局限在自己的历史脉络里，误以为东洋没有宗教精神。表面上，白鸟排斥了汉学，但他融合文化来丰富正统，逐鹿中原，进而把天朝与西洋都放逐到边缘成为夷学，指责中国的堕落与西洋的偏狭。”［91］文化上否定“东洋”和贬低“西洋”后，东方和西方在白鸟、津田的视野中已不在东边和西边，而在周边（这与罗马帝国的“世界中心论”思维如出一辙），言外之意是东方的“文化”中心已不在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印度和中国”，而在“旭日东升阳光普照”的“大日本帝国”，日本俨然成了亚洲文明的“新中原”。“京都实证学派”领袖内藤湖南对此更是一语道破：日本，今天将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日本与支那在政治上成了一个统一国家的话，文化中心移至日本，那么，日本人在支那的政治、社会上再活跃，支那人也不会看得特别的不可思议。［92］ 由此反映出那坷、白鸟、津田、内藤流的“东洋史学”面对欧美以及中国所采取的自我“身份”认同策略以及强烈的主体意识。“愈往过去寻求单一身份，愈可能找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古传说的‘科学研究’其实创造了新的传说，人类学的发现显得次要，只为了不得颠覆建国神话。”［93］

 

    至于韩国庆尚南道马山出生而后入日本籍的学派成员旗田巍于二战中公开鼓吹“日本文明而朝鲜和中国野蛮”的“蔑视观”，已属数典忘祖和脱离于学术之外的狂语。战后他以一部《朝鲜史》对以往的皇国史观和植民地史观作了反省，该书被视为开了战后日本东洋史学界“朝鲜史”研究的新篇章。
 

    不管怎样，上述从“那坷史学”→“白鸟史学”→“津田史学”线性发展的中国文化蔑视观一脉相传，同时体现出早期“东京文献学派”固有的一个特性。

 

4.文献主义
   

   “东京文献学派”早期成员受到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兰克学派”的重要影响。实证主义史学创始人兰克（1795～1886）“以严格的科学考据方法研究历史。”兰克学派“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史料考订自称能如实地反映历史。‘兰克学派’的历史理论有时被概括为‘历史学’=‘史料学’。”“兰克的批判工作要比他的直觉能力对职业的历史学家造成了更大的冲击……”。“他认为历史学应该是批判的，无色彩的，而且是新颖的。”［94］概言之，德国兰克史学注重考实，强调通过史料考订核证，以求历史的真实，同时还不失对普遍理念的执着追求。使得身为“兰克学派”嫡传弟子的白鸟库吉及其门生一走上东洋史的学术研究道路时,便具有了明确的实证求真精神和热衷追求普遍理念的特点。在“东洋史”的研究中，“东京文献学派”注重文献收集，强调客观的事实，注重文献考证,推行原典的研究，崇尚“文本主义”或“文献主义”。对从日本传统“汉学”和“支那史学”脱离出来的“东洋史学”而言，它的任务不再是断定汉学经典中的真理和对帝王将相等历史人物的一味褒贬，而是从严谨的文本阅读和研究中辨别事实真伪，以解释历史的发展与普遍意义。以致“文本主义”或“文献主义”成为了东大东洋史学科及其孕育的“东京文献学派”近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学术传统之一。一般而言，历史学的文献包括历史文献和古典文献；史料包括“文献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就学派初代成员而言，他们大多数运用“文献史料”研究“东洋史”，而对“考古史料”的利用寡为鲜见，这或许是受到当时考古成果匮乏的局限。在这点上，“东京文献学派”与“京都实证学派”大同小异，可说皆属“文献实证派”。只不过两派创始人和一些代表人物的实证方法稍有差异各有千秋而已。正如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池田秀三在谈到“支那学派”（即一般指称的“京都学派”）时指出：“‘支那学’的基本乃在于文献实证学、反（护教式）汉学，此勿须待言，而此外还可以举出各种各样的特色。曰：疑古的文献批判，曰：对新文化运动的共鸣，曰：欧洲Sinology的摄取等等。但并非隶属于‘支那学派’的人们都具有所有的这些特色。”［95］此说可谓实事求是，同样适用于“东京文献学派”。学派初代成员津田左右吉后期成为历史哲学家，自成“津田史学”和“津田学派”，“他对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十分冷淡，对汉魏以来的训诂注释成果和清代考证学者的考订成果同样视而不见。他的研究属‘文本主义’，抛弃以往的注释和考证，努力从对文本即原典的分析引出研究成果。同时，他对明治以后依据日本导入的欧洲思想来轻率地解释中国哲学同样反对。”［96］表明“津田史学”既具有“东京文献学派”的一些特性，又有所推陈出新，体现出“东京文献学派”与“津田学派”的一些异同。学派初代成员加藤繁的东洋史学研究，十分重视基于文献史料和统计数据上的考证以及严密周到的实证，这在他的两卷《支那经济史考证》（1952年）中有着全面体现。［97］学派成员这种对“文献主义”的忠实信仰，到了第三、四代依然如故。学派第三代成员山根幸夫同样十分“注重从地方志等文献中去发现新鲜资料、注重实证研究……山根先生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文献研究，不仅仅是编印资料，更重要的是对文献的解读和把握。对于各种史料，山根先生都结合有关的研究课题，一字一字地探讨研读……常常会为了一条史料的解读，为了一个字的理解，与其他的学者争论得不可开交。”［98］第三、四代成员神田信夫、冈田英弘等人对满族及清史史料的研究和整理以及对《满文老档》这部卷帙庞巨的珍贵史料进行考证与译注，完全基于满文档案和文献。［99］正如学派第四代成员斯波义信指出，在中国经济史领域,自加藤繁以来,就力求“从广义的经济史料的角度”,“采用彻底的文献主义的实证手法,忠实于收集的史料而作出其判断。”［100］ 而“斯波继承并推进了这一学术传统,只要披阅一下《江南》中作者自己制作的几十幅统计表,就不能不对他倾注其间的严密浩博的史料功夫深表敬意。”［101］

   

    由此表明“东京文献学派”具有“文献主义”一脉相承的特性。同为学派第三代成员的西嶋定生、护雅夫等人，后来成为“东京学派”的先驱和干将，所治“东洋史”表现出的特点，既有对“东京文献学派”传统的继承，又有对“东京学派”特点的新贡献，从中同样反映出“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的一些异同（下详）。

 

5.语言文字考证法
  

    就日本近代东洋史学而言，所用近代考证法大体上表现出三种形式，一为西方近代文献学的考证法，语言文字考证法为其中内容之一；二为中国清代考据学的考证法；三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一般认为，白鸟库吉与内藤湖南各自对学术的理解以及学术方法和学风不同，构成“东京文献学派”与“京都实证学派”的分水岭。前说两派都属“文献实证派”，但白鸟与内藤皆突破了传统的“文献实证”，赋于了它新的元素。白鸟吸收西方近代文献学的考证法，擅长“语言文字考证”。这源于他受兰克史学极为重视语言考据学和史料考订学的影响。1900年白鸟库吉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的翌年，曾与夫人大村茂子的长兄大村仁太郎（1863～1907，时任学习院外语教授，后成为著名德语学者和教育家）一道赴德国游学。白鸟先在柏林大学研究汉学，后又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研究乌拉尔·阿勒泰语系诸民族的语言和历史，同时学习各种古代民族语言和欧洲语言。这是他能得心应手运用“语言文字考据法”治史的条件。普遍认为，白鸟在日本近代“东洋史学”上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他将语言文字学引入了历史研究，在史料考证过程中通过运用语言文字比较研究方法来解明史事。这在他的《对日本书纪中可见韩语的解释》、《日本古语与朝鲜语的比较》（《国学院杂志》第四卷第四号）、《国语与外国语的比格研究》（《史学杂志》第十六编第二号）、《檀君考》、《朝鲜古传说考》等论文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白鸟是日本近代研究朝鲜史和西域史的先驱之一，他用民族学、语言学方法研究东亚及中亚各民族历史，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考证塞外各民族史，大抵与朝鲜史的研究方法类似，形成独特的“白鸟史学”。 ［102］他在《突厥阙特勤碑名考》、《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匈奴及东胡诸族语言考》、《朝鲜语与乌拉尔—阿尔泰语之比较研究》、《关于黑龙江之异名研究》、《关于周代之戎狄研究》、《关于匈奴之休屠王的领域与其祭天之金人的研究》、《关于海西女真的研究》、《满州地名谈》、《满州地名之解释》、《蒙古之古传说》、《关于女真的称号勃菫、勃极烈的研究》、《关于渤海国的研究》、《试论满州之地理及渤海之五京》、《突厥及蒙古之狼种传说》等论文和讲演中，从文献学和语言学入手进行考证，相继认为契丹人或是蒙古种，或是通古斯种，或是蒙古与通古斯的混合种；将匈奴视为通古斯族。他根据《魏志东夷传》，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七个词汇，认为蛮貊的语言大量是通古斯语，混进了少量的蒙古语，提出貊族是以通古斯为骨干，加进了蒙古族杂种的学说。［103］“白鸟主张透过语言学的考证，从字根、语言、发音著手，比透过血缘或其他考证更准确。他对蒙古的研究脍炙人口，声称蒙古族是中国与欧洲共同的起源。他从欧洲各社群文化、字根、语言中发现蒙古人遗留之证据，在中国也发现蒙古人遗留的证据。”［104］白鸟还在“尧舜禹抹杀论”的一系列论文中运用文字学方法考察“尧舜禹三王”。他的这种语言文字考证法，不仅对他的众多门生弟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日本研究朝鲜史和西域史的后起之秀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还对20世纪二十年代后脱颖而出的朝鲜学者产生了影响。白鸟的学生和田清在《东亚民族发展史序说》中通过对“蛮貊”、“蛮”等词的分析论述东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105］在《东洋史学》一书中从语言学上的特点分析认为：土耳其人、蒙古人、满州人、朝鲜人，日本人等民族统归乌拉尔-阿尔泰族，主张“乌拉尔-阿尔泰各民族的语言在词法和句法上大致相同。”［106］这些皆为他克绍师风的表现。同时体现出了“东京文献学派”共有的特性。

   

    另外，由于白鸟曾师从那坷通史、重野安绎习史，而“根据汉学实证研究中国史到达顶点的标志，是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出版。”［107］白鸟受那坷师汉学实证的影响上似乎再所难免。重野实证主义史学的最大特点，表现为他强烈主张将中国清代考证学派（即乾嘉学派）当作实证史学方法的“典范”治史，同时力尚躬行实践。他对児岛高徳的人物实在性和楠木正成逸话的否定，运用的便是清代考证学方法。为此，白鸟受重野师的实证史学影响似乎顺理成章。白鸟的中国古文字深厚修养显然源于早年苦习汉学（无论日本汉学还是德国汉学）的修炼。加之日本近代“东洋学”和“东洋史学”的基础学力和史料是由汉学及其汉文献支撑的这一学术环境始终如一未变。尽管白鸟在思想上蔑视中国文化，但这并不妨碍和影响他运用汉籍、汉文献和中国史学的一些科学实证方法治“东洋史”，只是相对而言，这种方法在其学术成果中并不突显和偶有所见而已，这在白鸟遗给后学的《白鸟库吉全集》10巻中斑斑可考。白鸟一贯主张人格修养需依赖史学，认为史学具有道德修身的功能，以致他晚年回归儒学，充分肯定儒学在日本的价值，无疑从一侧面反映出他受惠于中国的一些科学实证方法而难以割舍的日本汉学情结。同一时期因西域历史地理问题与藤田丰八、白鸟库吉等人发生论战的“京都实证学派”创始人之一桑原骘藏，同样将西洋文献学方法和清代考证学的传统结合起来治“东洋史”，这是因为他毕业于东大，学风深受东大传统熏染，只不过他的西语功夫远不如白鸟，相对而言他更多运用的是清代考证学，这源于他留学中国时受到的影响，这点从桑原骘藏遗存的《桑原骘藏全集》6巻（岩波书店、1968年）中可窥一貌。日本学者小岛佑马（1881～1966）认为桑原骘藏以中国传统的学问为疏漏而厌之，欲摄取西洋的科学方法。［108］此说为空论而无举例实证，不足为信。
 

    而一些识者认为“内藤湖南是二十世纪初期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者之一，相较于传统汉学的闭门造车，京都学派强调亲临中国，感受中国的文化语境，将传统‘文献实证’的研究方法推向‘文化语境实证’……”。 ［109］“文化语境实证”的提法是否科学或是否能视为一种“科学实证法”，笔者对此抱有疑问，理由在于“文化语境”表现为一种状态而非一门学问。不管怎样，“京都实证学派”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的实证方法主要吸收中国清代考证学［110］兼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辅，已为世所公认。美国学者谭汝谦指出，东京与京都汉学之间的差异，最好的例证或许是在对中国考古发现的态度上。［111］言外之意是“东京文献学派”一般忽视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物和考古史料，相对而言，“京都实证学派”则对考古史料抱有兴趣。这是“由于中国学者学罗振玉的影响。”［112］加拿大学者福格尔（Joshua A. Fogel）亦指出，京大汉学应将其智识归功于盛清“考证学”，狩野与内藤使用之发展出汉学分支的“支那学”。［113］内藤湖南曾提出利用甲骨文等出土文物进行古史研究的“古典研究法”，并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114］对狩野直喜而言，严绍璗明确指出：他“引进实证主义观念,并且使它与中国清代考据学结合,从而构架起了从传统汉学到近代中国学的桥梁,这一学派无论在数量与质量的要求方面,都远远超越传统汉学（指原书前文述及的古义学派）中的实证概念,而具备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115］日本学者高瀬武次郎更是一语道破：“狩野博士的学系属清代考证学派。”［116］他“后来在京都大学与内藤湖南一道鼓吹清代考证学。”“他作为以清代考证学为主轴的世称‘京都学派’的领袖，据于中心地位。”［117］

   

    如此比较后便可一目了然“东京文献学派”与“京都实证学派”于“考证法”上的特性差别。

 

                                六、学术活动地 
   
    任何学派都有一定的主要学术活动地，这些活动地表现为学派成员长期从事同一学科教学和从事同一研究对象的活动机构。“东京文献学派”自然不会例外，其学术活动地包括科研地、教学地和学术团体。科研地相继以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室、东洋文库、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简称东文研、IOC）为主；教学地以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和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为主；［118］学术团体以东方学会为主。
  

    1.满州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简称历史地理调查部，稍后改称满州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室）。它于1908年1月由白鸟库吉与满铁总裁后藤新平个别协商成立，旨在实现白鸟渴望日本学者的东洋研究成果领先世界的梦想。调查部设立当初，白鸟任部长，后任调查室主任。调查部研究员箭内亘、松井等、稻叶岩吉、瀬野马熊负责“满州历史地理”研究；池内宏、津田左右吉负责“朝鲜历史地理”研究，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稻叶岩吉为内藤湖南的学生；瀬野马熊不知师出何门；其余研究员皆为白鸟的学生，由白鸟招集而来。由于这些基础研究学术性过强，多为地理历史方面的成果，对当时“满铁”从事的经济调查活动帮助不大，毫无经济效益，这违背以营利为目的“满铁”宗旨，为此，1915年1月，“满铁”以调查部无经济效益为由予以撤废。但是，白鸟领导的满州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和研究工作并未因此终止，在“满铁”的资金赞助下，这些调查和研究活动转移到了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内继续展开。［119］稍后，白鸟的学生和田清等人相继加入这一调查和研究活动。在白鸟主持下，陆续推出了一些调查和研究成果，计有《满州历史地理》（二卷）、《朝鲜历史地理》（二卷）等论丛和出版《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4册。由此可见，满州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室是“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白鸟库吉和部分初代成员箭内亘、松井等、池内宏、津田左右吉、和田清等人的早期学术活动地之一。
  

    2.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1877年4月，东京大学设立时有四个学部：法学部、理学部、文学部和医学部。其中文学部设有两大学科，即第一学科：史学、哲学、政治学科；第二学科：和汉文学科。1886年3月根据“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改称帝国大学（翌年改称“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改称文科大学。1910年9月，白鸟库吉和市村瓒次郎等人创立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修科”后，“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白鸟库吉便在这里长期从事“东洋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于他一生治学勤奋，著述上百种，内容涉及西洋、东亚、西域，研究领域包括历史，民俗，神话，传说，语言，宗教，民族等方面，学术成果富有创见性，给了后世追随的典范，从而为东洋史学建立了稳固的学术结构，为“东京文献学派”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9年4月，根据“帝国大学令”，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改称“文学部”。1924年、1925年市村和白鸟相继于东帝大退休后，“东洋史学专修科”从“白鸟·市村体制”向“池内·加藤·和田体制”移行，白鸟的学生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成为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他们的教学地一直在东大东洋史学科。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池内宏、加藤繁相继退休后，和田清、山本达郎、前田直典成为专修科的“三剑客”。1949年、1951年随着前田的早逝以及和田的退休，他们的学生三上次男、山本达郎、榎一雄、西嶋定生、周藤吉之、护雅夫、田中正俊相继执掌“东洋史学专修科”（1964年4月改称为“东洋史学专修课程”，至到今天依然存在）牛耳，至到20世纪80年代初。山本从1944年任专修科副教授，1949年任主任教授（1966年任东大文学部部长），直到1971年退休。紧随其后的接班人即为他们的学生辛岛升、佐藤次高、樱井由躬雄、蔀勇造、小松久男、岸本美绪。这些后起之秀从80年代初主宰东大文学部“东洋史学”至今。可以说，“东洋史学专修科”是“东京文献学派”一些发挥过承前启后重要作用的成员长年累月传授和研究“东洋史学”的主要学术活动地。
  

    3.东洋文库。它于1924年11月设立，位于东京都文京区，为“东洋学”的专门图书馆兼研究所，属亚洲最大的东洋学中心，被日本学术界称之为亚洲文献的宝库。文库创建之初，除图书部外，还建立了研究部，这是它与日本其它文库最大的不同之处，同时还是它能在日本学术界盛名远扬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图书部交日本国会图书馆管理，成为国会图书馆的分馆。研究部一直聘任兼职或专职的东洋文库研究员，编辑出版《东洋文库欧文纪要》、《东洋文库和文纪要》（即《东洋学报》）以及《东洋文库论丛》、《东洋文库欧文论丛》等杂志和丛书。研究部下设敦煌文献、西藏、中亚、伊斯兰等研究委员会。文库珍藏的文献以1917年岩崎久弥购入当时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乔治·莫理逊（George Frnest Morrison，1862～1920）所珍藏的有关中国及日本书籍为基础。这些最初购入的文献达二万四千余册和地图画卷一千余份，主要是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瑞典文、波兰文、匈牙利文、希腊文和芬兰文等十几种语撰写的有关部门中国、西伯利亚及南洋各国的论著，内容涉及政治、外交、法制、经济、军事、历史、考古、艺术、地理、地质、动物等许多的领域。当时参与这一购入活动而来中国与莫里逊反复磋商的日本专家，便是白鸟库吉的学生、学派初代成员石田干之助，因而他曾在东洋文库长期从事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作为文库“主事”工作到1934年。1924年东洋文库成立时，白鸟库吉担任东洋文库理事和研究部部长,全面主持研究工作，创办《东洋文库论丛》、《东洋文库研究部欧文纪要》等出版物,为东洋文库的创建和研究工作发挥过重要作用。可说东洋文库是白鸟晚年的主要学术活动地。学派初代成员和田清从东大退职后曾参加东洋文库的运营，担任文库的専务理事，为文库收集了许多满语、蒙古语资料。文库同样是和田清晚年的主要学术活动地；学派第二代成员榎一雄于二战后被东洋文库数度派遣到海外，对文库没有的西班牙、葡萄牙等所藏19世纪之前有关中国的古文书进行调查和收集，得到许多珍贵文献的副本。特别是战后经山本达郎和榎一雄的努力，英国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收藏的斯坦因所获敦煌汉藏文写本的微缩胶卷运到日本，入藏东洋文库和京都大学等处，由此再度掀起了日本敦煌学研究的高潮。日本战后东洋文库收集的大量富有特色的文献，几乎都与榎一雄关系密切，因而他于1974年荣任东洋文库理事长，长期以文库作为学术研究活动基地。学派第二代成员矢泽利彦曾任东洋文库专职研究员，长期以文库作为学术研究活动地。学派第三代成员护雅夫曾任东洋文库内设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文化研究中心”所长；学派第三代成员山根幸夫、神田信夫长期兼任文库研究员，［120］ 他们皆长期在此从事学术活动。正如识者指出“东洋文库是日本明史研究的重要基地，那里设有‘明代史研究室’，山根幸夫、田中正俊……等长期在该室进行研究工作。”［121］山本达郎和西嶋定生的学生、学派第四代成员斯波义信于2001年任东洋文库理事长，2007年任文库特别顾问；学派第四代成员冈田英弘曾任文库专职研究员；佐藤次高曾任文库研究部长，他们后期主要在文库从事学术活动。［122］
   

    4.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东方文化学院于1929年4月成立时分设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属专门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机构。东西两研究所的管理运营分别由东京、京都两所帝国大学的教授担当，由著名学者担任评议员兼研究员。“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白鸟库吉和初代成员池内宏、原田淑人相继担任过东京研究所评议员；学派初代成员加藤繁曾担当“专任研究员”；学派第二代成员江上波夫于1930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后的翌年，进入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任助手，后任研究员，长期在此从事东北亚的考古调查和骑马民族研究。1938年4月1日，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分离，东京研究所改编为“（新）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改编为“东方文化研究所”。田坂兴道曾在（新）东方文化学院任研究员。1948年，（新）东方文化学院废止，原来的研究员大多转移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工作，江上波夫亦转移到东文研继续任研究员。［123］
    

    5.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简称东文研、IOC）。它于1941年11月26日成立，以综合研究东洋文化为其宗旨，属东京大学的附置研究所，是日本著名的汉学研究中心。［124］成立之初设有哲学、文学、史学部门，法律、政治部门，经济、商业三部门，1949年部门细分化为哲学・宗教部门，文学、言语部门，歴史部门，美术史、考古学部门，法律、政治部门，经济、商业部门等6部门。发展到1978年已拥有13个部门。1981年，将原来的13个部门编成四大部门，即综合亚洲部门、东亚部门、南亚部门、西亚部门，维持至今。1966年还设立了东洋学文献中心，1999年这一中心废止，与此同时以比较文献资料学和造形资料学为基础新设“东洋学研究情报中心”，作为东文研的附属机构。东文研定期发行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东洋文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东洋文化研究所丛刊等刊物。“东京文献学派”成员西嶋定生长期兼任东方文化学院和东文研研究员；山本达郎长期兼任东文研研究员；江上波夫、荒松雄、斯波义信、周藤吉之、滨下武志长期担任东文研研究员或教授，江上于1962～1964年，荒松于1972～1973，斯波于1988～1990年先后担任东文研所长，他们长期在此从事学术活动。
    

    6.东方学会。1947年6月24日，日本“东方学术协会”成立，羽田亨任会长兼京都支部长，宇野哲人任理事长兼东京支部长，“东京文献学派”初代成员石田干之助、和田清任理事。1948年3月11日，“东方学术协会”改称为“东方学会”。这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以促进亚洲“东方学”研究为其宗旨。 “东方学会”定期发行《东方学会报》、《东方学会要览》，不定期发行《ACTA ASIATICA》、《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Books and Articles on Oriental Subjects Published in Japan》、《 An Introductory Bibliography for Japanese Studies》等英文刊物。这一学会还设有“东方学会奖”，以促进东方学研究。1951年3月，石田干之助、和田清参与创办学会机关杂志《东方学》，后来学派成员石田干之助、护雅夫、神田信夫相继担任过东方学会会长或理事长，他们皆以此学会作为学术活动地之一。
    

    7.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1995年与社会学研究科合并称为“人文社会系研究科”）。1953年4月，东京大学大学院（新制）设立，与此同时设立的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设有24个専攻，“东洋史学专攻”为其中之一。在此之前的东帝大时期的硕士、博士课程归入大学院（旧制）。长期在东大大学院担任“东洋史学专攻”导师或教授的先后是学派成员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榎一雄、西嶋定生、护雅夫、辛岛升、佐藤次高、樱井由躬雄、蔀勇造、小松久男、岸本美绪、水岛司等人。2009年4月，小松久男任东京大学文学部部长兼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科长。可见这里同样是学派成员的学术活动地。
  

    作为20世纪日本东洋史学界一个涉及面极为广泛的“东京文献学派”，其学派成员的学术活动地当然不会仅仅限于上述几个主要地方，而是横跨国界，纵贯列岛。学派初代成员津田左右吉的学术活动地主要在早稻田大学（任职期1918～1940）；桥本增吉在庆应义塾大学（任职期1920～1944）、东洋大学；重松俊章在九州帝国大学（1927～1944）、松山商科大学；鸟山喜一在金泽大学、富山大学；清水泰次在早稻田大学（任职期1915～1960）、东京文理大学；桑田六郎在台湾台北帝国大学（任职期1928.5～1948.12）、大阪大学、东海大学。学派第二代成员黄现璠的学术活动地主要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植村清二在松山高等学校、新泻高等学校、新泻大学；松田寿男在早稻田大学（任职期1952～1974）；前嶋信次在庆应义塾大学（任职期1951～1971）；野原四郎在驹泽大学、回教圏研究所、中国研究所、专修大学；铃木俊在东洋大学、法政大学、九州大学、中央大学；増井经夫在日本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明治学院大学、金泽大学；日野开三郎在九州帝国大学（任职期1935～1972）、久留米大学；旗田巍在东京都立大、专修大学；镰田重雄（任职期1909～1969）、岸边成雄在东京艺术大学；守屋美都雄在大阪大学。学派第三代成员山根幸夫在东京女子大学（任职期1958～1990）；神田信夫在明治大学（任职期1949～1992）、日本女子大学；山田信夫在大阪大学。 
                                        
                                 七、影响

    

   “东京文献学派”成员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学习“东洋史学”，由东大东洋史学科传统培养出来，他们又把这一传统带到各个地方加以发扬光大，造成这一学派的影响深不可测，泛不可量。白鸟库吉的学生津田左右吉、清水泰次、松田寿男相继将东大东洋史学传统带到早稻田大学，长期影响着早大东洋史学，“津田学派”即以他的早大学生为基形成；清水泰次在早大执教45年，主授东洋史学，桃李满园，早大图书馆还设有“清水文库”。［125］白鸟的学生桥本增吉、前嶋信次先后将东大东洋史学传统带到庆应义塾大学，大力促进了庆应义大东洋史学的发展。桥本执教庆应义大24年，曾任东洋大学校长，弟子甚众；前嶋执教庆应义大20年，弟子满门，扬名于世者有家岛彦一、坂本勉等人，皆为东洋史学专家。［126］
   

    师从白鸟库吉的重松俊章，将东大东洋史学传统带到旧制松山高等学校（现爱媛大学）。1919年，松山高校成立；1920年，重松俊章赴松山高校任史学教授，讲授东洋史，由此奠基了该校的东洋史学。他于1927年11月离职转赴九州帝国大学任教后，紧接其位的便是1928年3月上任的学派第二代成员植村清二，他在松山高校任东洋史学教授至1941年5月。在重松、植村相继任教松山高校的21年间，出自他们两人门下后来又成为日本东洋史学名家的便有天野元之助、内田吟风、日野开三郎、藤野彪、松本善海、中村治兵卫、越智重明、牧野修二等人。而植村离任后，松山高校以及后来由其扩大重组的爱媛大学的东洋史学，长期由藤野彪、越智重明、牧野修二等人主宰。这就是当今爱媛大学的“亚洲史”团体一直将重松俊章尊奉为始祖的缘由。不仅如此，1927年12月重松俊章走马上任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教授后，又成为当时九帝大“东洋史学讲座”元老之一。［127］师从池内宏、和田清、加藤繁的日野开三郎，任教于九州帝国大学37年，他将社会经济史的方法与师授的文献实证法融会贯通，导入东洋史分野，从而形成别开生面的“日野史学”，开启了九州帝大东洋史学研究的新时代。［128］日野的得意门生清木场东承师经济史研究之绪，以《唐代财政史研究》（两册）和《唐代财政支出研究》（两册）两部杰作奠定了自己在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地位。

   

    台湾台北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是由藤田丰八和白鸟的学生、学派成员桑田六郎、前嶋信次等人奠基的。藤田丰八（1869～1929）是日本近代著名东洋史学家，为白鸟库吉的学友。早年在“西域历史地理论战”中，他与白鸟并肩作战，共同抗衡“京都实证学派”创始人之一桑原骘藏的挑战。他曾著有《东洋史》（四册，文学社，1896～1897）、《东洋小史》（文学社，1897）等。1898年，藤田丰八来到中国在罗振玉等人创办的上海“东文学社”任教习，讲授中国文学史和日文，王国维为其学生之一。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之初，该大学文政学部史学科分为东洋史、南洋史和日本史三大讲座，［129］藤田应邀担任台帝大文政学部部长，同时成为该校东洋史学讲座首任主任教授。同年5月，藤田带领白鸟的早年学生桑田六郎（时任水户高等学校教授）赴台任教（桑田赴台帝大后任副教授）。到任后藤田将他和白鸟的共同学生前嶋信次（时任台湾台南第一中学校教师）邀入台帝大文政学部史学科任助教。1929年藤田丰八病逝，他的大量藏书赠入东洋文库，命名为“藤田文库”，被视为贵重资料。藤田丰八病逝后，东洋史学讲座由桑田六郎接任主任，［130］他主要讲授东西交通史。尽管当时的台帝大文东洋史学讲座像一个私塾，听讲座的学生往往只有二、三名，例如桑田的讲座只有三位正式学生，即宋文薰、何廷瑞和张耀锜。但是不可忽视桑田将东大东洋史学传统与法国汉学传统融会贯通从而形成的“桑田史学”对后辈学人的影响。当今健在的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最资深教授和最资深的台湾史研究者之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曹永和（1920～），便是台帝大于1945年改制为国立台湾大学后留用的桑田六郎的旁听生。“曹老师自言是桑田教授战后留用期间最热心又最用功的旁听生。桑田先生研究的是东西交通史，当时法国学界也有学者从事同样的研究，但桑田教授的汉文阅读功力较法国学者深厚，以当时的学术风潮来看，桑田教授的研究非常先进。”曹老师“虽然没走桑田老师的研究路线，但桑田老师的东西交通史和南海研究，对曹老师日后研究荷兰时期台湾史，打下很好的基础。”［131］不仅如此，日本大阪大学的东洋史学讲座同样由“东京文献学派”成员桑田六郎、守屋美都雄、山田信夫、斯波义信、森安孝夫、片山刚等人拉开序幕和主宰。1948年９月，大阪大学新设法文学部时只有“东洋史”科目，尚未设立“东洋史学讲座”。［132］1949年5月，伴随着学制改革，阪大“法文学部”分解为文、法、经三个独立学部，文学部始设“东洋史学讲座”，首任教授为从台帝大归国的桑田六郎（任职期1949～1956），副教授是加藤繁、和田清的学生守屋美都雄（副教授任职期1949～1957 ，教授任职期1957～1966），守屋于1966任文学部部长，在任中病逝。讲座接班人为和田清的学生山田信夫教授（教授任职期1967～1979）。1979年山田转任同校文学部新开设的“亚洲诸民族史讲座”的首任教授后，紧接其后的“东洋史学讲座”教授为和田清、西嶋定生的学生斯波义信（副教授任职期1969～1979，教授任职期1979～1986），斯波的继任者为滨岛敦俊（教授任职期1987～2001）、森安孝夫（教授任职期1984～至今）、片山刚（教授任职期1989～至今）。［133］可见阪大的东洋史学讲座完全成了“东京文献学派”的讲座。

 

                                  八、成就

 

   “东京文献学派”六代成员不仅在学术上薪尽火传，不断推陈出新，而且大多推群独步，自成体系。作为开派领袖白鸟库吉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世所公认，自不待言。他的弟子、学派初代成员津田左右吉自成“津田史学”和“津田学派”，成为战后日本东洋史学界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134］池内宏是1914年在日本最早开设的东帝大文科大学“朝鲜史讲座”首任担当者，日本学士院会员，为现代日本研究满（州）鲜（朝鲜）史名家。加藤繁被公认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开山始祖。［135］原田淑人为日本东洋考古学开创者之一、日本学士院会员，曾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是现代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史的先驱之一。［136］和田清为日本学士院会员，被尊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满蒙（蒙古）史的权威和日本研究中国明代社会经济史先驱。［137］他曾创办明史“食货志研究会”，会中主要成员松本善海、藤井宏、中山八郎（1907～2000）、百濑弘（1908～1976）、星斌夫（1912～1989）、佐久间重男（1917～）、山根幸夫等人皆为东洋史学家和明史专家，从而自成“食研派”。鸟山喜一曾任富山大学校长，以渤海史研究名重一时。清水泰次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明代社会经济史开拓者之一。［138］石田干之助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专长东西文化交流史，鉴于他对东洋文库的贡献及学术成果优异，曾获日本政府颁发的“紫绶褒章”、“勲三等瑞宝章”。桑田六郎在东南亚史和东西交通史上建树卓著。
  

    加藤繁、和田清的研究生、学派第二代成员黄现璠（下详），不仅于中国通史和中古史研究上成果叠见，而且还在民族史学上筚路蓝缕，建功立业，成为世所公认的壮族史学奠基人、壮学开拓者和中国现代民族学研究先驱之一，［139］同时自成“黄派”（包括黄派宗师黄现璠和“黄门十八贤”——黄现璠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计有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黎国轴、覃树冠、萧泽昌、黄伟城、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等18人，皆为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学术界的资深教授、研究员或学科带头人），开创出中国历史学的“无奴派”和民族学的“八桂学派”，［140］池内宏、鸟山喜一的学生松田寿男以东西交流文化史研究中提出“干燥亚洲史”概念扬名东洋史学界。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的学生前嶋信次在阿拉伯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野原四郎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先驱之一；铃木俊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唐代经济史专家；［141］江上波夫以在东北亚史研究中提出“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享誉朝野，为此相继获得紫绶褒章、文化勋章；増井经夫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清代史大家；三上次男以一部别具一格的《金史研究》荣获学士院恩赐赏；［142］周藤吉之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宋代史先驱之一；日野开三郎以一部《唐代邸店研究》（1968年）获日本学士院赏和勋二等瑞宝章；［143］镰田重雄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汉代史先驱之一；山本达郎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专长东南亚史，以一部《安南史研究》誉满东洋史学界，成为日本文化功劳者，获得日本文化勋章；［144］田坂兴道是推动日本的中国伊斯兰研究第一人；岸边成雄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唐代音乐史的大家。［145］“岸边成雄对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是从制度进行考量的一个范例。从他的引文与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黄现璠先生的《唐代社会概略》对社会制度的探讨是其探究唐代音乐史的基础，其研究方法，论点、论据给后学以相当的启示。”［146］榎一雄为东西文化流史和中亚史研究名家；矢泽利彦为现代日本研究中国明清时代东西文化交流史的第一人；加藤繁的学生前田直典提倡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一体论”概念响誉史坛。同时他以师论为基推出“唐代末年古代终结说”，点燃了日本战后东洋史坛纷争不息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战”导火线，从而揭开日本战后东洋史学研究新的一页。守屋美都雄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专家。加藤繁、前田直典的学生西嶋定生、堀敏一进而将师说发扬光大，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在战后东洋史坛热闹一时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战”中造就了“历史学研究会”的“东京学派”声势，并在长期与以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等人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展开激烈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战”中名高一时。［147］和田清的嫡传弟子“山根幸夫主持日本‘明代史研究会’，是一种形式比较固定的研究活动，在日本明清史研究界有很大影响……吸引了许多学者参加，中山八郎、佐久间重男、滨岛敦俊、森正夫等知名学者都曾参加活动，同时该会还热情接纳年轻的研究者及研究生参加。 ‘明代史研究会’的机关杂志是《明代史研究》，该杂志创刊于1974年，是日本唯一的明史研究专门刊物，它不仅发表日本学者的明史研究成果，也接受中国、韩国等地的投稿，并及时报道国际国内的明史研究动态，还编发日本、韩国的明史研究目录。”［148］由此形成别具特色的“明研派”。［149］和田清的学生兼女婿神田信夫曾发起和组织成立“满文老档研究会”，成为“满研派”（代表人物有松村润、冈田英弘、细谷良夫等）奠基人和日本当代“满学”研究泰斗。［150］荒松雄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以印度史和南亚史研究成果突出曾获日本勋章“瑞宝重光章”。田中正俊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出类拔萃。

 

    至于“东京文献学派”第四、五、六代的其他代表学者，在东洋史和中国学领域同样各有建树，和田清的学生斯波义信成为日本现代著名的中国宋史专家；［151］和田清、西嶋定生的学生冈田英弘，不仅以标新立异的“冈田史观”独树一帜，还以专长满蒙史名扬国际史坛。小岛晋治、并木赖寿、吉泽诚一郎长年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硕果累累；辛岛升是南印度史研究的开拓者，1995年荣获第6届福冈亚洲文化赏学术研究赏；武田幸男是著名的朝鲜史和东亚史研究专家；生田滋、池端雪浦（女）皆为东南亚史研究名家，池端雪浦曾任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2001年9月～2007年8月）、日本东南亚史学会会长（1998年1月～1999年12月）；尾形勇、平势隆郎、岸本美绪、上田信则为中国史研究大家，平势隆郎以提出“平势说”而引发了当代日本学界对中国“先秦编年”和“古典经传”再解释的大论争。上田信教授因接受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日本辩护律师团的委托在对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案中作为原告证人出庭作证而广为人知。他于2003年《史林》第3期发表的《危机状况下的同族团体——以浙江省同姓村中的细菌战受难者为例》一文中对抗日战争时期浙江义乌崇山村细菌战之祸作了深刻的调查分析，以社会学思维的科学论断形成了让被告日本政府无懈可击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的铁证。武田幸男专长朝鲜史；滨岛敦俊专长明代经济史；川胜守专长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洼添庆文精于中国中古史；古厩忠夫精于中国近代史；佐藤次高专长阿拉伯史，2000年获日本学士院恩赐赏；滨下武志、久保亨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名家，滨下武志于2006年荣获“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樱井由躬雄专长东南亚史；金子修一、阿部幸信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名家；森安孝夫、小松久男、新免康专长中亚史；水岛司专长亚洲史；片山刚专长中国华南经济史；久保亨专长中国近现代史；小寺敦专长中国秦汉史。 至于“东京文献学派”成员的著述成果，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于此没有必要一一例举。 
                       
                九、“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的异同

 

    笔者寡见所及，当今问世的有关“东洋史学”和“中国学”的中外论著，凡言及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史学时，绝大多数学者将两人归为东洋史学的“东京学派”与“京部学派”，此类例证多如牛毛，不胜枚举。笔者以为这是人云亦云的典型表现，难免随大流之嫌。一些学者似乎连古今中外层出不穷的“学派”概念、特征缺乏基本认识就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东京学派”和“京部学派”，自然难免“乡曲之士”之嫌。笔者前言“纵观古今中外层出叠见的学术各领域学派，大多为同时代学人或后辈学人对同时代和前代在学术上具有“师承性”、“问题性”、“地域性”等共性特征的一群学者的学术进行分析研究的概括性总结”。这种“概括性总结”必然难免作者带有的一定“主观性”，但它是基于具体客观事实的“主观能动性”的概括总结，而非是基于盲目的似是而非假象的“主观随意性”的概括总结。事实上，我们只要对“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的异同进行具体分析和横向比较研究，便可看到两者的差异。笔者于下分为几点尝试通过比较研究概略探讨一下两者的异同，以博同道雅正。

 

1.区别 
    A.名称
    东京的“文献学派”的称谓最早出自何人之著和何人之口，笔者暂无从考证。笔者最早看到的东京的“文献学派”称谓，出自黄现璠留日归国后于1942年11月完成的《日本汉化史稿》（后改名《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史稿》，未刊），作者在言及日本现代“尧舜禹论争”时将白鸟的学生津田、桥本、池内统归为东京的“文献学派”，将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归为京都的“实证学派”。作者对此着重谈的是中国古史的尧舜禹问题，并未深入探讨“尧舜禹论争”和两学派。笔者留日时从一些旧文史书中曾看到过“文献学派的白鸟库吉”与“实证学派的内藤湖南”的称谓，留下了印象。由于当时笔者所学专业非东洋史学，故无心对记载这种称谓的论著加以笔录。近年来出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通过对大量有关论著的阅读，始发现这些称谓的混乱。
  

    笔者据黄氏之作所言推测，东京的“文献学派”与京都的“实证学派”称谓有可能始于1910年白鸟与内藤展开的“邪马台国论战”之后。或许是当时白鸟的“文献主义”与内藤的“清代考据实证法”表现出两者泾渭分明的特征，时人未加具体分析便如此区别称之。还有学者认为白鸟史学完全以“文献”为基，而内藤史学不仅仅以中国古典和历史文献为主，他还用了一些中国甲骨金文等考古史料，故白鸟是当时“文献学派”的代表，内藤则是“实证学派”的代表，加之各处东、西，故称之为东京的“文献学派”与京都的“实证学派”。笔者通过研究后认为：白鸟史学与内藤史学存在显著差异（除以上略述外，尚有“亲西观”与“亲中观”、“功利”与“朴学”等方面的区别），再基于上述称谓区别的事实，故笔者将以白鸟为代表的学者群体称为“东京文献学派”，以内藤为代表的学者群体称为“京都实证学派”，以与后起的东洋史学或中国学的“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加以区别。［152］

   

    学术界对“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称谓和认识有所不同。一些学者认为：“‘京都学派’首为郭沫若所提出，三田村泰助则认为，郭沫若以‘京都学派’回报内藤对甲骨文研究重视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三田村氏认为没有所谓的‘京都学派’，实际只有‘内藤学派’。三田村泰助认为继内藤者，即使在京都连一人也没有，因此只有‘内藤学’，所谓‘京都学派’只是虚构的说法。虽说三田村泰助不认为有所谓‘京都学派’的存在，然在其标题依然不能免的以‘京都学派’为其标目之一，因此，所谓‘京都学派’已是约定成俗。惟此并非本文探讨之重点．然其观点则颇值得再思考”［153］邱添生教授对“京都学派”一词解释为“乃一非正式的学术名词，系指以日本京都大学为中心之学者的研究，他们奉内藤虎次郎为泰斗，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地位上获有相当高度的评价，甚至说京都学派是日本东洋史学界的主流。亦不为过。”［154］台湾学者何培齐认为：“‘东洋史学派’以白鸟库吉（1865-1942）、那珂通世（1851-1908）及京都大学的桑原骘藏为主。”“‘东洋史学派’以东京大学为中心，亦被称为‘东京学派’。”“京都大学以内藤湖南为中心，缔造‘支那学派’的中国史研究观点，乃是相对于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洋史学派’。桥本增吉以白鸟库吉为‘东洋史学派’，内藤则为‘支那学派’的中心。”［155］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池田秀三认为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京都学派”，京都大学只有“内藤湖南与治中国哲学的名为狩野直喜的先生一同创始了所谓的‘支那学派’。”［156］可见中日学术界对两学派的称谓和认识可说五花八门。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以上的说法，“京都学派”是一个复合词和非正式的学术用语，而非一个语言学常用词或成语，何来“约定俗成”之谓？似乎有点武断。将“学派”视为“学者的研究”，实属定义之误。而将以白鸟库吉、那珂通世、桑原骘藏归为“东洋史学派”，几近有点荒唐。这是因为日本近代以来除东帝大和京帝大两大学外，各大学讲授“东洋史”和研究“东洋史学”的学者多如牛毛，他们并非皆毕业于东帝大和京帝大。假设存在一个所谓的“东洋史学派”，那么，全日本凡研究“东洋史学”的学者皆可纳入“东洋史学派”。这种认识就像王瑶先生提出“清华学派”一样漏洞百出，思虑极浅。将“学派”名头名号随心所欲张冠李戴，这是“乡曲士人”滥造学术成果的陋见，而非思虑深刻论述周详的真知灼见，真学士不可不辨。

 

    笔者自认为始于“东京文献学派”成员前田直典之口的“京都学派”称谓相对而言较为妥当。前田的这一称谓给予了笔者一个重要提示：如何区分东洋史学或中国学的“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以及“京都实证学派”与“京都学派”的界限。［157］

  

    1948年，“东京文献学派”成员前田直典发表了《在东亚的古代终结》一文，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为“东亚一体论”，他认为东亚历史是一体的，中国作为东亚中心而又与东亚各国相互关联从而形成了独自的东亚世界；二为东亚古代社会的唐末终结论，即他将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束定在唐末。［158］后一点无疑源于他的老师加藤繁的唐宋社会经济变革史观。前田论文的初衷是批判以原唯物论研究会（简称唯研）东洋史部会成员秋泽修二于《支那社会构成》（1939年）和《东洋哲学史》（1948年）等书中提出的所谓中国社会停滞论，但矛头主要指向“京都学派”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说。“历史学研究会所要批判的正是湖南的这一时代区分论。不过那时湖南早已去世,他的理论在其学生那里得到了继承,因此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这些学生。前田直典的《在东亚的古代终结》（1948）是这类批判的先锋。前田把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称为京都学派，对他们的六朝隋唐中世论进行了如下批判。”［159］可见前田直典对内藤湖南史学与他的学生宫崎市定和宇都宫清吉史学之间的学术差异认识还是有所区别的，故以“京都学派”称之，以与过去以内藤为代表的京都“实证学派”加以区别。笔者正是受到前田称谓说的启发而幡然醒悟：“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以及“京都实证学派”与“京都学派”的划分界限。

  

   “战后，继承前田氏的学说是以西嶋先生为首的东京学派。围绕着中国史分期，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之间展开的壮观论战名响于世。西嶋先生继而成为论战中心，从而主导着战后日本的东洋史学界。”［160］表明东京学派是相对于京都学派而言的，它属论战中相对于京都学派而来的称谓。这种与东京的“文献学派”称谓的差异，同时在东京学派与“东京文献学派”于诞生的历史背景、主要活动地以及理论指导等方面有所反映。 
 

    B.背景 
    1931年2月，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出身的年轻学者结成研究亲睦学术団体——庚午会。在此基础上于翌年12月扩大发展成了历史学研究会（简称历研），这是一个为了摆脱“讲坛史学”的束缚而由少壮历史学者组织的学术研究団体，以促进“历史的大众化”发展以及促进将社会经济史方法作为基础的“历史科学化研究”的发展为其宗旨。1933年11月创立月刊杂志《历史学研究》。这一月刊于二战中的1944年一度停办，战后的1946年随着历研活动的再开而于1947年复刊。复刊不久，马克思主义学者乘虚而入，凭借着正统的学术背景很快就主掌了“历研”和《历史学研究》，这从1949年召开的历研年度大会上的报告主题为《论原始、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报告者松本新八郎）、《论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报告者高桥幸八郎）、《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危机》（报告者盐田庄兵卫）可见一斑。大会报告汇总后以《世界史的基本法则》刊行问世，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历研”和《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几乎与此同时，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历研”组织上也做了相应调整，将原来的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的地域别“三部会制”撤废，改组为“原始古代史部会”、“封建史部会”、“现代史部会”，完全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的普遍法则”所主张的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时代区分论或“五种形态论”思路所作的组织变更。长期以“历研”和《历史学研究》作为学术主要活动地的“东京学派”，便是在日本战后历研的“黄金时代”（1949～1950）［161］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与战前“东京文献学派”的形成背景显然有别。
  

    C.主要活动地
    日本学者福本胜清指出：“如同前述，以中国为对象的马克思史学，可说在战后正式走上轨道。其主力无疑是以历史学研究会为中心的少壮学术研究者们。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或1950年前后，在以《历史学研究》为笔头的学术杂志和历研大会上，东洋史的代表人物为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堀敏一、野原四郎等东大东洋史学科的出身者。从当时东洋史全体看，这几位属少数派。东洋史界在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论争上，即便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展开的论争，已非马克思史学的内部论争，而是包含传统史学诸家参与的论争。这点与大多数将社会形态始终作为马克思史学内部论争的日本史界截然不同。”［162］这不仅反映出“东京学派”的学术活动地主要以置于东大内的历史学研究会、《历史学研究》杂志和东洋史学科（前田直典、西嶋定生长期执教于东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为基，而且表明日本战后马克思主义东洋史学的诞生始于“东京学派”。“东京学派”在战后20多年几乎成了捍卫马克思主义东洋史学的坚固堡垒。由于“东京学派”成员皆为东大东洋史学科出身的学者，学术活动地又主要在东大，因此“东京学派”又被称为“东大学派”。相对而言，“京都学派”又被称为“京大学派”。可见“东京学派”带有的学院性学派特征，这点与“东京文献学派”并不完全相同。
     

    D.理论
    纵观古今中外学派，无一不有一定的理论作为学派的理论支撑或指导思想，无论这种理论是学派独创还是“拿来”或借用，例如西方现代的一些经济学派，并没有独创的经济理论，而是以凯恩斯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东京文献学派”和“东京学派”同样不会例外，前者以德国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或兰克史学为理论指导思想，后者以马克思史学为理论指导思想，这似乎已成不刊之论。这是“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最大的差异，也是“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形成初期的最大差异。由此反映出“东京文献学派”与“东京学派”是两个不同又相互有联系的学派，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在这点上类似于“东京文献学派”与“津田学派”的异同。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理论成为了战后“历研”的指导思想，因而这一理论认识社会形态的时代划分史观同样成了“历研”的理论标准。这就可以理解“东京学派”初露头角时为何首先是向原唯物论研究会东洋史部会成员秋泽修二的“中国社会停滞论”发起攻击而矛头主要指向内藤湖南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的原因了。而西嶋定生对秋泽修二、森谷克己等以往“唯研”成员向来不以为然，将他们视为史学门外汉，原因是这些人非历史学专门家。

  

    西嶋定生于思想上坚决树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证上坚定以加藤繁的经济史论证方法为典范；学术上坚持批判内藤湖南及其忠实门徒的时代区分史观。［163］作为“东京学派”长时期内中心人物的西嶋定生，最先意识到战后东洋史学变革的主要任务，这就是“首先在东洋史学领域中针对传统史学而确立马克思史学的思维潮流，进而在马克思史学领域中，让东洋史学得到日本西洋史和日本史研究者的认知……”。［164］这两项任务后来通过“西嶋旧说”（中国古代史的家父长制家内奴隶说）和“西嶋新说”（个别人身支配体制说）的体系化理论的推出而造成的一系列纵横论战以及在东京学派成员西嶋定生、堀敏一、周藤吉之、野原四郎等人就中国史时代分期而与京都学派成员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岛田虔次、川胜义雄、谷川道雄等人的论战中得以基本完成。表明“东京学派”对战后东洋史学的变革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后来谷川道雄、川胜义雄在京大领导成立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由此反映出脱离马克思史学的趋势。他们告别马克思史学的意愿，表现在将西嶋定生一群学者称为‘历研派’……”。［165］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谷川道雄的论著中，似乎只有“历研派”的称谓，而无“东京学派”的写法。他认为：“历研派以生产形态作为历史发展的指标而提出了新的时代区分论。对此,京都学派通过对各个时代的生产结构的分析发表了一系列的反驳文章,其中以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为主……历研派马上展开了反论,论争于是愈演愈烈。”［166］这或许是一些学者将“东京学派”与“历研派”视为同一的缘由。

 

2.相同点 
    A.笔者于前述从广义上定义的“东京文献学派”，着重强调的是这一学派的“师承性”特征。这就是笔者将具有师承性特征的“东京学派”代表人物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堀敏一、野原四郎、周藤吉之等人列为“东京文献学派”成员的原因之一。从白鸟库吉→加藤繁→前田直典→西嶋定生这一路的师授相传，显然继承着东大东洋史学科的传统，这就是“第一为对方法和理论的强烈关心……第二为正确严密阅读史料的实证研究态度……第三为对于研究对象绝不设置限定或禁忌。”［167］正如后来创立“津田学派”的津田左右吉、创立“食研派”的和田清、创立“八桂学派”的黄现璠和“明研派”主持人山根幸夫等人不能因自创学派而排除在“东京文献学派”之外一样，作为“东京学派”的开拓者前田直典、西嶋定生等人同样不能排除在“东京文献学派”之外。
   

    B.从研究对象上看，“东京文献学派”和“东京学派”皆以“东洋史”（以中国史为主）或“中国史”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两派的相同之处。

  

   “东京文献学派”后三代成员同样具有以上两个特点，这也是笔者从广义上将他们列为“东京文献学派”成员的依据和理由。
 

                              十、关系和受益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与“东京文献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下引黄现璠先生遗稿中的一段话可资佐证：
    

    1935年，我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专攻东洋史，导师为和田清、加藤繁俩教授，同时受到东洋史学科主任教授池内宏以及辻善之助、中村孝也等教授的热心授教解惑。前三师皆为日本现代研究中国经济史、满蒙史和满鲜史的名家，对中国历史研究造诣深厚。辻善、中村俩教授专长日本佛教史、文化史和江户史。回国后我动笔撰成的《日本汉化史稿》，既是我留学期间时常与辻善、中村俩教授探讨切磋受益的结晶，又是我自发对“日本史”深入研究的一点成果。在和田清导师的建议下，我经常去听考古学教授原田淑人的授课，受益良多。原田教授还热心地介绍我与他的中国友人郭沫若先生结识，使我得以时常拜访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相互切磋历史问题。
 

    我留日时的日本学友后藤朝太郎对中国古文字学、社会生活史同样深有研究；学友榎一雄专攻东洋史。在加藤繁、和田清俩位导师的引荐下，我多次拜会过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有高岩［168］等教授，他们皆对东洋史研究精深，尤以导师和田清教授的业师白鸟库吉先生的学问造诣出众。他当时作为日本东洋史学界“尧舜禹论争”和“邪马台国论争”东西两大派之一的东京“文献学派”导师，时与京都“实证学派”导师内藤湖南同享盛誉。白鸟先生对我所谈多为尧舜禹问题，他的一些观点虽不能完全令我苛同，但他对中国古代史的一些认识，使我受到启发。津田左右吉先生与我热心探讨“中国文化史”问题，互受切磋之益。和田清、加藤繁俩导师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和孜孜不倦的授教解惑敬业精神，大有陈垣师之风范，令人难以忘怀。当时日本的东帝大、京帝大等最高学府的名教授大多对中国学者不以为然，惟对吾师陈垣以及顾颉刚先生推崇备致敬仰有加。东帝大教授和我当时接触过的一些日本学者对我的刮目相看和视为学友的礼遇，与我出国留日前在北师大苦读苦作9年间已经撰著过5本学术著作以及得以出版的成果关系密切，加上他们得知我是陈垣指导的研究生，曾在陈垣门下从学6年（大学三年和研究生三年），因而礼遇有加。［169］

   

    赴日留学前，北师大业师陈垣、邓之诚一再叮嘱我到日本后选攻满蒙史，尽可能多收集一些满蒙史资料，以便今后中国学人齐心协力将世界“汉学”中心从“西京”（指日本西部名城京都）搬回中国来。事实上，业师陈垣、邓之诚、陶希圣、萧一山等教授对当时世界“汉学”中心被视为法国巴黎和日本“西京”同时又被国际汉学界认可的现象是心怀不平的，特别是对日本学者费尽心思不惜代价大量收集和占有满蒙鲜资料以致在这一学术研究领域远远领先的状况更是痛心疾首，以致邓之诚师一再淳淳告诫我辈门生要发奋努力，甚至发出“读书必须把汉学从日本西京搬回中国北京来”的号召。这便是我在北师大苦读9年毕业后放弃留校执教的机遇而在陈垣、邓之诚、陶希圣、张我军等师友异口同声劝说下赴日留学的原因之一。师友们或许认为我在大学本科毕业后曾发表过一篇题名为《东北之历史考察》的论文，适合研究满蒙史。因当时我赴日留学时的旅费（出书稿费）尚未到手，陈垣师还热心四处帮我募集和自掏腰包慷慨解囊，这和他早年极力劝说师兄姚丛吾赴德国留学的热心肠别无二致，师生之谊恩情似海，莫齿难忘。今天顺便提及这些，我是深感有负于业师们当年的殷切期望和自我肩负的留学使命。当然，这存在着一些无可奈何的客观原因：我赴日留学后，一切事与愿违，东帝大的导师们借口我不懂满文蒙文，认为不适合攻读“满蒙史”学位。究其本音，无非是担心中国学人精通“满蒙史”后不利于大日本帝国对“伪满州国”的建设。当初期望留日后收集满蒙史资料的心愿自然化为泡影。［170］ 无奈之下，我便选择了攻读和田清教授指导的“东洋史”。［171］

 

    从上列黄现璠先生遗稿中的这段话可以一目了然他与“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和初代成员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等人于学术上的师承关系，他在两年留学中受益于为师的悉心授教解惑及其学术成果的一些影响自然在所难免。同时，他在留日前曾就读北师大9年所受到的陈垣、邓之诚、陶希圣、萧一山、钱玄同等史学和国学名师的深厚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早在1932年9月黄现璠刚于大学本科毕业时，北平文化学社就陆续出版了他与同窗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72］达百万余字。黄现璠于上册中简述了“三代之事略”，认为上古史存在尧舜禹三王，还于章末“注解二”和“备考五”中列出崔述《考信录》以及顾颉刚与张荫麟就尧舜禹问题的辨争，以供参考。［173］而且，在同书上册第一编“上古史”中，黄现璠运用了不少瑞典考古学家约翰·安特生（1874～1960）的考古新发现史料来概述上古石器时代的社会生活。正因如此，黄现璠在同一时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京都实证学派”创始人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中等学堂教科学，金为译述，商务印书馆，1908年4月）提出批评说：“此书虽名《东洋史要》，然实以中国为主……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己久。呜呼！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174］

 

    从黄现璠1935年留日前所发表的大量论著中可以看到他已经形成的几个学术特点：一为史学观念上深受西方近代“新史学派”开山鼻祖鲁滨逊（1863～1936）的影响。二为研究方法上深受清代考据学→陈垣考据学一路的影响。三为实证方法上善于运用文献史料和考古史料。这从他的学术实践和早期一篇论文中所言可见一斑：“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即约翰·安特生——笔者按）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175］四为“史眼向下”勇于开拓“社会史”研究新课题，以打破旧史学一贯“史眼向上”专以记载和研究历代历朝“帝主将相”和“王朝兴替”政治史的局限和话语体系，将研究新课题扩展到社会史。这在黄现璠留日前相继发表的《元代之农民生活》、《元代之奴隶生活》（两文分别刊于1932年4、5月《社会杂志》第一、二期）、《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第十三期，1934年8月）、《元代被压迫阶级之汉南人》等论文和出版的《元代农民之生活》（日文版，北平蓓蕾学社，1934年1月初版）、《唐代社会概略》（留日前的1935年6月交稿于出版社，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初版，翌年2月再版）等论著中皆有反映。至于黄现璠留日前深受顾炎武“经世致用史观”和鲁滨逊“实用主义史学”的双重影响而形成的“黄氏致用新史学”所表现出的“民族国家大义”精神，则在他的《东北之历史考察》等论文和《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留日前的1935年10月交稿于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台湾文星书店1956年和1965年第一版、再版；上海书店1996年影印民国版。）一书有着突出体现。

 

    再从黄现璠于1937年留日归国后的大量论著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留日时受东帝大老师和学友们研究成果的一些影响和启发之迹，主要表现在：一为研究课题的扩大。留日归国后，他除了在大学从事上古史、中古史或断代史教学和研究之外，研究课题开始沿伸至民俗史、文化史、民族史和语言学。这从他于1941～1942年陆续发表的大量民俗研究论文和着手编著《中国起居衣食礼节史》与《中国文化史讲稿》、1943年开始从事少数民族调查和研究以及1962年编著的《古书解读入门》等论著中可窥一貌。这些无疑源于白鸟库吉、后藤朝太郎等学友于语言学和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启发。二为经济史观的影响，这从黄现璠留日归国后相继完成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稿》（1941年）、《隋唐五代史》（1948年）等书稿中可见陶希圣、加藤繁两师社会经济史观的一些影响之迹。三为将语言文字研究法运用于民族史，这从黄现璠于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民族史研究的论著中可见白鸟库吉、和田清早期研究成果的一些影响之迹。而黄现璠一生治史所体现出的以“文献实证”方法为主的特点，又与“东京文献学派”同符合契。至于黄现璠后期治学突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将“口述史料”运用于民族史中从而创建的“黄氏三重证据法”，则是他推陈出新的成果，亦为他一生治史崇尚“无权威、无顶峰、无禁区”［176］和“为学贵自辟”宗旨又力求躬身实践的突出表现。［177］

 

                                  十一、结语 
     
    以上大致梳理了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的形成过程以及详述了“东京文献学派”的产生、规模、特性、活动地、影响、成就以及它与“东京学派”的异同。同时兼及略介了作为这一学派早期成员中唯一一位中国史学家黄现璠与学派的师承关系和一些学术受益。
   

    从广义上的“东京文献学派”定义看，这一学派从1908年1月的“满州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成立后初具雏形算起，至今已过百余年。“东京文献学派”的学者们吸收西洋近代科学化史学思想和研究法，长年累月埋头于对东洋史的研究，从以往的汉学基础上推群独步创立了一个庞大的东洋史学体系，建构了近代东洋史学学科，形成了涉及面广和影响深远的“东京文献学派”。丰富的史料收集，深厚的学术积累，扎实的实证研究，内在的理论修养，外在的广阔国际视野，开放性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及善于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是“东京文献学派”在日本“东洋史学”领域能取得丰硕成果的要素所在。可以说，如果没有“东京文献学派”，那么，日本东洋史学便不会达到如此高的学术水准而跻身于世界学术界，现代“亚洲学”便不会如此五彩缤纷绚丽夺目。
  

   “东京文献学派”在开拓研究新课题以及挖掘和整理史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方面尤以学派第一、二代领袖白鸟库吉、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以及“东京文献学派”中的“食研派”、“明研派”、“满研派”表现突出。尽管“东京文献学派”没有独创的史学理论，但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对吸收西方科学化理论以补自身不足的热心，对引进理论的深入研究和高度掌握以及由此而来的自觉运用实践和创新精神，皆在“东京文献学派”成员中有着充分体现，因而学派成员能勇于去发现和提出重大的新课题。探讨和总结“东京文献学派”的发展轨迹及其学术成就，有助于促进当今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和发展，这点毋须置疑。笔者不揣浅陋，劳神费力撰成本文，聊表野人献曝之意，旨在抛砖引玉。

                         

                                    本稿最后修定于2009年12月26日 

注释：

1.参见佐伯有清：《邪马台国论争》，岩波书店，2006年1月。

2.见《东奥日报》2009年6月1日“天地人”版；《西日本新闻》2009年6月1日“春秋”版。

3.见《中国新闻》2009年6月1日“天风录”版。

4.见《西日本新闻》2009年5月18日“春秋”版。

5.参见原田真一：《通俗万国通鉴》，东京：文事堂，1888年6月。

6.参见原田真一：《全地球各国史》，东京：市川路周，1891年5月。

7.参见坪内逍遥：《上古史》（东京専门学校政治科第2回1年级讲义录），东京専门学校，1889年。

8.参见坪内逍遥：《上古史・中古史》（东京専门学校政治科第7回1年级讲义录），东京専门学校，1894年。

9.参见长泽市藏：《新编万国历史》第1册，东京：内田老鹤圃，1892年。

10.参见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和日本》，载《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卷第272页，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

11.引自佐久间象山：《省諐录》） ，载宫本仲编《佐久间象山》第249页，东京:岩波书店，1932年版。

12.参见平井晩村：《维新志士》第23～46页，东京：国民书院，1920年版。

13 .引自《辞海》第10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14.见高桥新吉等编：《日译英辞书》第397页，上海：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9年1月版。

15.见《英日对译袖珍辞书》（改正増补）第278页，东京：藏田屋清右卫门，1869年版。

16.参见Stefan Tanaka：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p11-12.

17.引自陈玮芬：《异域、跨界、认同——留学生与中日的近代化》，2008 年9 月23 日，网络版： HYPERLINK "http://120.118.195.1/aseip_folder/96excellent/970923%E9%99%B3%E7%91%8B%E8%8A%AC%E6%95%99%E6%8E%88-%E7%95%B0%E5%9F%9F%E8%B7%A8%E7%95%8C%E8%AA%8D%E5%90%8CPDF.pdf" http://120.118.195.1/aseip_folder/96excellent/970923%E9%99%B3%E7%91%8B%E8%8A%AC%E6%95%99%E6%8E%88-%E7%95%B0%E5%9F%9F%E8%B7%A8%E7%95%8C%E8%AA%8D%E5%90%8CPDF.pdf。

18.参见洼寺纮一：《东洋学事始:那珂通世和那个时代》第5章“东洋史的诞生”，平凡社，2009年2月。

19.引自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伝》，载故那珂博士功绩纪念会编：《那珂通世遗书》第32页，东京：大日本图书，1915年。

20.同19，第30页载“1893年10月18日井上毅写给那珂通世的信”。

21.引自《普通中学校各学科要领》，载《大日本教育会杂志》第155号，1894年9月。

22.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1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23.引自《现代教养百科事典》第379页，晓教育图书株式会社，1967年11月初版。

24.引自津田左右吉：《何谓东洋文化》，载《支那思想和日本》，收入《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卷第117页，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

25.见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31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26.见刘雅军：《明治时代日本人的世界史观念》，载《历史教学》，2005年12期。

27.参见儿岛献吉郎：《东洋史纲》（上巻），东京：八尾书店，1895年2月。

28.引自荻野仲三郎著《中学东洋史》第1～2页，东京：山海堂，1899。

29.引自桑原骘藏：《东洋人之发明》，载《东洋史说苑》，1927年5月10日。

30.参见中山久四郎：《东洋史学的回顾和展望》，载《历史教育》第7卷第9号，1932年11月。

31.转引自黄俊杰：《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汉学家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载张宝三、杨儒宾主编《日本汉学研究初探》第295页，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

32.见冈仓天心著，浅野晃译：《东洋的理想》第3页，东京：创元社，1939年4月版。

33.引自盛邦和：《近代日本文教体系重建分析》，网络版： HYPERLINK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06"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06。

34.1897年井上哲次郎等人组织“大日本协会”和创刊协会机关杂志《日本主义》为标志，它位于日本近代兴起的“家族国体论”、“天下无双国体论”和“国民道徳国体论”沿长线上的顶峰。（参见船口万寿著：《国体思想变迁史》，国体科学社，1930年）

35.同32。

36.参见子安宣邦著，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第17～2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

37.引自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战争论和天皇制论》第235页，东京：高文研，2006年7月。

38.参见山室信一：《国民帝国论的射程》，载山本有造编《帝国的研究一一原理、类型、关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3 年。

39.引自Margaret Hehl：“The mid-Meiji 'history boom':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and growing pains of an emerging academic discipline,” Japan Forum, Vol. 10, No. 1, 1998, pp.77～78.

40.同18，第4章“支那通史的成立”。

41.参见田中正美：《那珂通世》，载江上波夫编：《东洋学の系谱》，东京：大修馆书店，1992年11月。

42.引自那珂通世编：《支那通史》（中村正直、岛田重礼序文），东京：中央堂，1888～1890。
43.引自石之瑜、叶纮麟：《东京学派的汉学脉络探略：白鸟库吉的科学主张及其思想基础》，载《问题与研究》第45 卷第5期，2006 年9、10月。
44.同19，第33页。
45.同19，第39～40页。
46.见石之瑜、叶纮麟：《东京学派的汉学脉络探略：白鸟库吉的科学主张及其思想基础》，载《问题与研究》第45 卷第5期，2006 年9、10月；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ading Pasts into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24；李圭之：《近代日本的东洋概念——以中国与欧美为经纬》（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系列第10），台湾大学政治系中国中心，2008年。
47.参见金基赫：《近代日本人的中国史观》，载《人间与文化》第106页，东京：三爱会，1984年。
48.参见原田正己：《原田淑人》，载江上波夫编著《东洋学的系谱》第二集第127～138页，大修馆书店，1994年9月；大贯静夫：《原田淑人和东洋考古学》，网络版： HYPERLINK "http://www.um.u-tokyo.ac.jp/publish_db/1997Expedition/02/020300.html" http://www.um.u-tokyo.ac.jp/publish_db/1997Expedition/02/020300.html。
49.引自潘喜颜：《清末民初日本〈支那史〉在中国的翻译与影响》第3页，网络版： HYPERLINK "http://www.jsc.fudan.edu.cn/picture/jl090109.pdf" http://www.jsc.fudan.edu.cn/picture/jl090109.pdf。

50.参见桥本增吉：《先秦时代史》，载《明治后的历史学发展》第395～430页，东京：四海书房，1933年版。

51.见那珂通世：《考信录解题》，载《史学杂志》第13编第7号，1902年。

52.笔者认为狭义上的东洋史学“京都实证学派”创始人为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广义上还包括狩野直喜。

53.同19，第1～2、36～39页。

54.引自《辞海》中册第257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55.引自陈吉生：《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56.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池田秀三在否定严密意义上的“京都学派”存在时的理由即认为他自身完全没有这种作为学派成员的自觉与归属意识。（见池田秀三撰，石立善译：《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2卷第2期，2005年12月）笔者认为他这种对学派的认识带有的个人主观性和片面性过强，当属误识。

57.同19，第37～38页。

58.参见那坷通世：《高句丽古碑考》，载《史学杂志》第4编第47、49号，1893年；《朝鲜古史考》，载《史学杂志》第5编第3、4、5、6、9、10号，第6编第4、5、6、7、9、12号，第7编第1、3、5、6、8、10号，1894～1896年。

59.参见白鸟库吉：《朝鲜的古传说考》，载《史学杂志》第5编第12号，1894年；《朝鲜古代诸国名称考》，载《史学杂志》第6编第7～8号，1895年；《朝鲜古代地名考》，载《史学杂志》第6编第10、11号，1895年、第7编第1号，1896年；《朝鲜古代王号考》，载《史学杂志》第7编第2号，1896年；《朝鲜古代官名考》，载《史学杂志》第7编第4号，1896年；《对日本书纪中可见韩语的解释》，载《史学杂志》第8编第4、6、7号，1897年。

60.引自李圭之：《近代日本的东洋概念——以中国与欧美为经纬》（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系列第10）第20页，台湾大学政治系中国中心，2008年。

61.引自《白鸟库吉全集》（第9卷，亚洲史论）第178～179页，岩波书店，1971年版。

62.参见池内宏：《满鲜史研究》（中世第1册），冈书院，1933年版；池内宏著：《满鲜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79年5月版。

63.参见和田清：《渤海国地理考》、《唐代东北亚细亚诸国考》、《满州与所谓三韩考》、《满州诸部位置考》，载和田清论文集《东亚史研究•满州篇》，东洋文库，1955年版。

64.引自黄现璠：《回忆中国历史学会及越裳、象郡位置的讨论——悼念中外景仰的史地权威顾颉刚先生》, 载《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77页,中华书局，2006年7月。

65.参见岩井忠熊：《日本近代史学的形成》，载《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别卷1，岩波书店，1965年。

66.见白鸟库吉：《支那古传说之研究》，载《东洋时报》第131号，1909年8月；《尚书的高等批评——以尧舜禹为中心》，载《东亚研究》第2卷第4号，1911年4月。

67.引自泊功：《浅论近代日本汉学与对中国的东方学话语》，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5期，2006年9月。

68.同60。

69.参见桥本增吉：《书经的研究》，载《东洋学报》1912年2卷3号，1913年3卷3号，1914年《东洋》4卷1号、3号连载。

70.参见白鸟库吉：《神代史的新研究》，岩波书店，1954年版。

71.参见白鸟库吉：《倭女王卑弥呼考》，载《东亚之光》第5卷第6、7号，1910年6、7月。

72.见桥本増吉：《论邪马台国和卑弥呼》，载《从东洋史看日本上古史研究》，东京：大冈山书店，1932年。

73.引自津田左右吉：《论邪马台国的位置》，载《オリエンタリカ》（1），1948年。

74.见榎一雄：《邪马台国》，东京：至文堂，1960年。

75.参见宫崎康平：《梦幻的邪马台国》，东京：讲谈社，1967年。

76.见松本清张：《古代史疑》，东京：中央公论社，1968年。

77.参见津田左右吉：《神代史的新研究》、《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新研究》，载《津田左右吉全集》（别巻１），岩波书店，1966年2月。

78.引自村山吉广：《津田左右吉的中国学研究》，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3卷第1期第51页，2006年6月。

79.参见谷川道雄：《有关战后的内藤湖南批判——增渊龙夫的个案》，载日本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马彪等译《内藤湖南的世界》第347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11月。

80.见福泽谕吉：《支那人民的前途……》，载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第27页，岩波书店，1960年版。

81.引自安川寿之辅撰：《福泽谕吉——传播蔑视亚洲观的思想家》，载《朝日新闻》，2001年4月21日；又见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战争论和天皇制论》第235页，东京：高文研，2006年7月。

82.同10，第195页。

83.同10，第302～ 303页。

84.参见刘萍：《津田左右吉研究》第2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85.引自内藤湖南：《支那上古史》，载《内藤湖南全集》第10巻第9页，东京：筑摩书局，1944年版。

86.参见《现代教养百科事典》第403页，东京：晓教育图书株式会社，1967年11月版。
87.引自内藤湖南：《燕山楚水》，载《内藤湖南全集》第2 卷第75页，东京：筑摩书局，1944年版。
88.参见内藤湖南：《不变通的一视同仁》，载《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第394～396页，东京：筑摩书局，1944年版。
89.引自山室信一：《作为文化相涉活动的军事调查和植民地经营》，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人文学报》第9 1号，2004年1 2 月。
90.同60。
91.同43。
92.同60。
93.引自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pp.153～154.
94.引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第221、357、42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1月。
95.见池田秀三撰，石立善译：《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2卷第2期，2005年12月。
96.引自村山吉广：《津田左右吉的中国学研究》，载《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3卷第1期第51页，2006年6月。
97.参见山田胜芳：《加藤繁》，载《历史学事典·5·历史家及其作品》，东京：弘文堂，1997年。
98.引自李庆：《山根幸夫先生和明史研究》，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3期。
99.参见杜家骥：《悼日本史学家、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载《满语研究》2004年第1期。
100.见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5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1月。
101.引自李伯重：《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里程碑——评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02.参见陈慈玉：《案牍研究与田野调查：日本东洋史学之一侧面》，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12月。
103.参见《白鸟库吉全集》第5卷（塞外民族史研究·下），岩波书店，1970年版。
104.同43。
105.参见和田清：《东亚民族发展史序说》，载和田清论文集《东亚史论丛》，生活社，1942年版。
106.见和田清：《东洋史学》第8～10页，东京：NHK教养大学，1956年版。
107.葭森健介：《从汉学到东洋史——日本近代史学上内藤湖南的位置》，载《东亚文化交流研究》（别册3）第64页，关西大学文化交流学教育研究处点ICIS 编印，2008年12月。
108.小岛佑马：《开设当时的支那学教授们》，载《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编印，1956年11月。
109.引自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严绍璗序文），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10.同50，第420～421页。
111.见Yue-him Tam．In Search of The Orient Past：The Life And Thought of Naito Konan（1866-1934）．Ph．D dissertation，Princetor，University。1975．p.227.
112.同50，第423页。
113.参见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18.
114.参见何培齐：《内藤湖南的古史研究法》，载《《静宜大学2007年“日本学与台湾学”暨第36届南岛史学会大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7年版；何培齐：《王国维与“京都学派”之论学》，载《简牍学报》第18期，2002年4月。
115.同25，第374～375页。
116.引自高瀬武次郎：《追忆君山狩野直喜博士》，载《东光》第5号（狩野直喜先生逝世记念号），1948年4月。
117.引自高田时雄：《君山狩野直喜先生小传》第3、6页，网络版： HYPERLINK "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Kano.pdf" 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Kano.pdf。
118.1995年4月，东大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与社会学研究科合并改称为“人文社会系研究科”。
119.参见小林英夫：《满铁调查部的轨迹——1907-1945 》第42～46页，东京：藤原书店，2006年11月。
120.参见李庆：《山根幸夫与明史研究》，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三期；杜家骥：《悼日本史学家、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载《满语研究》2004年第1期。
121.引自姜胜利：《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6期。
122.参见榎一雄：《东洋文库的六十年》，东洋文库，1977年。
123.参见榎一雄：《东方文化学院》，载《国史大辞典》第10巻，吉川弘文馆，1989年。
124.2009年11月27日，中国国家图书馆詹福瑞馆长访日期间，与羽田正所长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签约仪式后，东洋文化研究所当即将4千种中文古籍书目数字化方式无偿赠送中国国家图书馆，将在国图网站上面向读者提供服务。这批数据包括收藏在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一些专藏文库中的珍贵宋、元、明、清善本和民国时期抄本，经史子集各类俱全，其中以小说、戏曲为大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25.参见《清水泰次》，载《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报》第12号，1987年10月26日。
126.参见庆应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编：《西与东——前嶋信次先生追悼论文集》，汲古书院，1985年6月。

127.参见日野开三郎编：《九州大学东洋史论丛：重松先生古稀记念》，九州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印，1957年。
128.参见清木场东《日野开三郎》，载《历史学事典·5·历史家及其作品》，弘文堂，1997年。
129.参见陈奇禄等：《从帝大到台大》，台大出版社出版， 2002。
130.参见中村孝志：《台北帝大的日子》，载《东南亚史学会会报》（61）第17～19页，1994年。
131.引自《台大历史系八十周年系庆讲座》，载《台大历史系学术通讯》第2号第5～ 6页，2009 年2 月。
132.日本的大学“讲座”，通常指基于学校教育法的国立大学的教育和科研单位。
133.参见《东洋史学研究室的历史》，2009年5月12日改订，网络版： HYPERLINK "http://www.let.osaka-u.ac.jp/toyosi/main/history-j.html" http://www.let.osaka-u.ac.jp/toyosi/main/history-j.html。
134.参见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の思想史的研究》，岩波书店，1988年。
135.参见榎一雄：《加藤繁》，载《国史大辞典·3》，吉川弘文馆，1983年。
136.参见矢岛恭介：《回忆原田淑人博士》，载《考古学杂杂志》第60巻第4号，1975年。
137.参见和田久徳：《和田清》，载《国史大辞典·14》，吉川弘文馆、1993年。
138.参见山根幸夫：《日本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开拓者清水泰次1890-1961》，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39.参见《壮族史学奠基人》，《桂林日报》，2002年3月27日；《广西民族研究》本刊编辑部：《开拓壮学真诚奉献——纪念壮族著名教授黄现璠诞辰100周年》，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莫君撰：《壮学宗师黄现璠》，载《广西日报》，2002年9月3日。
140.参见陈吉生：《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11期。
141.参见铃木俊先生古稀记念东洋史论丛编集委员会：《东洋史论丛铃木俊先生古稀记念》，山川出版社，1975年。
142.参见春日抄：《一老研究者的生涯》，载三上次男博士颂寿记念论集编集委员会编《三上次男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史、考古学论集》第1～22页，京都：朋友书店， 1979年。
143.参见清木场东：《日野开三郎》，载《历史学事典·5·历史家及其作品》，弘文堂，1997年。
144.参见山本博士还暦记念东洋史论丛编纂委员会编：《东洋史论丛》，山川出版社, 1972年。
145.参见王耀华：《岸边成雄先生的音乐学研究》，载《音乐研究》2005年第二期。
146.引自项阳：《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三），《音乐研究》第18-29页，2004年第1期。
147.参见西嶋定生博士追悼论文集编集委员会编：《东亚史的展开和日本》，山川出版社，2000年。
148.同121。
149.参见神田信夫、山根幸夫、谷井精之助编：《东大毕业50年来我们的人生轨迹——东洋史同期生的记录》，山川出版社，1996年5月。
150.参见刘小萌：《近年来日本的八旗问题研究综述》，载《满族研究》2002年第1期；杜家骥：《悼日本史学家、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载《满语研究》2004年第1期。
151.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游彪：《访日本经济史学家斯波义信教授》，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李小红：《斯波义信的宁绍地域经济史研究》，载《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152.一般认为，京都学派有以京都大学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等哲学家为代表的哲学“京都学派”；有以京都大学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狩野直喜、羽田亨、矢野仁一、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东洋史学家为代表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有以京都大学佐佐木惣一、大石义雄、阿部照哉、佐藤幸治等法学家为代表的宪法学“京都学派”；还有以京都大学贝塚茂树、塚本善隆、藤枝晃、吉川幸次郎、桑原武夫、中尾佐助、今西绵司以及京都大学以外的学者梅棹忠夫、梅原猛等人为代表的“新京都学派”。笔者并不同意东洋史学的这种“京都学派”成员归类。
153.引自何培齐：《内藤湖南的历史发展观及其时代》，载《史学集刊》2008年第4期第93页注三，2008年7月。
154.引自邱添生：《论唐宋变革期的历史意义——以政治、社会、经济之演变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9年第7期。
155.同153。
156.同95。
157.由于“京都实证学派”涉及到三位创始人以及各人治学特点的异同，笔者认为可以将京都大学以内藤湖南、狩野直喜为代表的“支那学派”和以桑原骘藏为代表的“桑原学派”一并纳入“京都实证学派”。而“京都学派”创始人宫崎市定的学术表现出与桑原骘藏、内藤湖南两人的密切关系。由此表明“京都实证学派”与“京都学派”传承上的复杂性。相对而言，“东京文献学派”和“东京学派”没有这样复杂，易于区别。不管怎样，笔者认为“京都实证学派”与“京都学派”存在区别。由于这点非本论主题，于此不赘。
158.参见前田直典：《东亚古代的终结》，《历史》1948年1～4期。
159.引自谷川道雄：《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与特点》，载《江汉论坛》 2009年第4期。
160.引自大隅晃弘：《怀念西嶋先生》， 载《东亚: 历史和文化》第8号，新泻大学东亚学会编印，1999年3月22日。
161.参见远山茂树：《战后的历史学和历史意识》，岩波书店，1968年。

162.引自福本胜清：《亚洲的生产方式论和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载《明治大学教养论集》通巻370号，2003年3月。

163.参见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考察》，载《历史学研究》第141号，1949年；西嶋定生：《古代国家的权力构造》，载历史学研究会编《国家权力的诸阶段》（历研1950年度大会报告），岩波书店，1950年；西嶋定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构造的特质的问题点——寄与中国史时代区分论争》，载铃木俊、西嶋定生编《中国史的时代区分》，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

164.同162。

165.同162。

166.同159。

167.引自东京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绍介》，网络版， HYPERLINK "http://www.lu-tokyo/" http://www.lu-tokyo. ac.jp/~toyoshi/intro.htm。

168.原稿注释：留学日本前我曾翻译过有高岩教授撰《元代农民之生活》、《元代奴隶考》两篇论文，后合为《元代农民之生活——附奴隶考》一书，再请北师大日文讲师张我军先生校正后由北平蓓蕾学社于1934年1月出版。

169.这点从下插照片中可窥一貌。由于日本文化历史上长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老一辈汉学家或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尊卑有序的道德伦理，这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皆有充分反映，具体表现之一即为在座次排位上十分讲究。照片中第一排加藤繁教授和松田寿男助教坐于旁边，而黄现璠坐于中间，这显然违背日本社会通行于世的常规常识常习，由此只能说明导师对黄氏的特殊礼遇。

170.原稿注释：这便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促使我毅然决定放弃学位攻读而归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出国留学不是为了拿学位而是为了求知求识求真理，早年留学西洋的师友陈寅恪教授以求知为目的而未拿一个学位的言行就为我们晚辈们做了榜样。

171摘自黄现璠遗稿：《日本汉化史稿》（未刊）自序，1942年11月。笔者稍作了段落整理。

172.参见黄现璠、刘镛：《中国通史纲要》上册（1932年9月）、中册（1934年4月）、 下册（1934年7月），北平文化学社。按上册书内“编辑大意”所言：黄现璠主编上册，刘庸主编下册。事实上后来上册分成上、中两册，由黄现璠独立完成。

173.参见黄现璠、刘镛：《中国通史纲要》上册第7～13页，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9月。

174引自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载《师大月刊》第五期，1933年7月。

175.引自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载《师大月刊》第五期，1933年7月。

176.参见黄现璠：《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作者小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177.参见陈吉生：《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HYPERLINK "http://kbs.cnki.net/forums/UploadFiles/UserUploads/qingyin/6cc25f27-f9a3-4541-a955-da2b7887336c.jpg" \o "" \t "_blank" INCLUDEPICTURE "http://kbs.cnki.net/forums/UploadFiles/UserUploads/qingyin/6cc25f27-f9a3-4541-a955-da2b7887336c.jpg" \* MERGEFORMATINET

 

（图片说明：“东京文献学派”部分成员合影，1936年冬摄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楼前。从左到右：前排加藤繁、和田清、黄现璠、松田寿男；后排榎一雄、田坂兴道、岸边成雄、三上次男、矢泽利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