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第9期 姚泽麟:追寻医生职业的困境

3982
    


来源:
Licence:
联系:
分类:
平台:
环境:
大小:
更新:
标签:
联系方式 :
免费下载 ×

下载APP,支持永久资源免费下载

限免产品服务请联系qq:1585269081

下载APP
免费下载 ×

下载APP,支持永久资源免费下载

下载APP 免费下载
下载 ×

下载APP,资源永久免费


如果出现不能下载的情况,请联系站长,联系方式在下方。

免费下载 ×

下载论文助手APP,资源永久免费

免费获取

如果你已经登录仍然出现不能下载的情况,请【点击刷新】本页面或者联系站长


作者近照

【石头引】本期《博士论文背后的故事》专栏,继续邀请那些优秀的博士论文作者,来给大家分享博士论文创作背后的故事。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姚泽麟博士。

【作者简介】姚泽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201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曾在《社会学研究》、《社会》等刊物发表文章。

 

非常感谢石头老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反思一下我的博士研究过程。实际上,石头老师的邀请触到了我的“痛点”,读博、尤其是写博士论文的过程,是我非常痛苦的经历,以至于现在每每想起来仍觉得“心有余悸”。


不过,回想我工作这三年,上课、写作、调查都与读博的那段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趁这个机会好好梳理、反思一下期间的苦痛与缘由,是对自己接下来学术生涯的一个交待和铺垫,也许亦可使后来者引以为戒。以下,我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对博士研究做一些回忆与反思。


一、选题的“路径依赖”


我于2008年秋进入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实际上,我读研期间一直跟随杨善华老师做农村调查,自己的学术兴趣也主要在农村和历史方面。研二时,由于参与一个有关农村“因病致贫”的课题,我才接触到医学社会学。后来的硕士论文的部分田野资料即来自于这个课题。所以,进入港大时,我的研究计划也是有关农村的医疗问题。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


不过,入读博士课程后,在系里研讨(research seminar)课上,梁启平(Benjamin Leung)老师质疑了我的研究计划,他觉得这个计划不足以写一个博士论文。换句话说,题目太小了。但读博时间有限(港大是四年),眼看第一学期就要结束,我于是冥思苦想,最后选定了“医生职业”的生存处境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


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个题目最重要的缘起大概是因为我的高中室友,现在他是儿科医生,而当时听他讲述工作经历,并不如先前他自己、以及周围人们对这个职业的“想象”,他们认为做医生地位高、收入好、受人尊敬(中学时代,我妈也多次表达过让我学医的愿望,无奈我后来读了文科)。


实际的情况是,医生工作又苦又累又没钱,还经常被骂被打甚至被砍杀。与此同时,我也从媒体报道中看到了诸多类似情况。为什么医生的生存处境会有如此的“中国特色”?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大陆医生的处境与他们的欧美、港台同行存在如此天壤之别?这些疑问就成了我博士论文的最初想法。


但是,这只是经验层面的疑问。该用什么理论工具去分析这些情况呢?当时,我读到了在芝加哥大学读博的刘思达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关于职业与国家关系的文献述评,从而对职业社会学这个领域有了初步的了解。其中介绍的“职业自主性”这一概念、以及由此出发对职业与国家关系的讨论,成为我“武装”最初这些经验层面问题的有力的理论武器。


循着这篇论文,我也开始阅读一些职业社会学的经典文献。刘老师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他后来的博士论文、以及出版的专著《割据的逻辑》)可以说是我博士论文的一个重要引路人。


于是,到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确立了博士研究的大致想法,就是要从国家控制与干预的角度来剖析医生职业的困境。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个主流看法是,医疗领域的问题是由“过度市场化”造成的,是政府“撒手不管”的结果。


但是我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探究医生职业的困境。相反,在我考虑博士论文思路的时候,我回想起在北大读研期间旁听周其仁老师的《新制度经济学》课程,其中他分析的一个案例就是医疗领域的政府管制。他认为,不是市场化、而恰恰是政府控制和未开放医疗市场,才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周老师的精彩分析令我印象深刻,以至于时隔两三年,我对此仍然记忆犹新,这也构成了我博士研究的起点之一。


二、初涉田野


博士论文的题目可以说初步确定,但摆在眼前的困难仍然不小。首先就是田野调查的可行性问题。我既没有医学背景,亦没有做医生的家人。如何进入医院?怎么找到医生?医生肯接受我的访谈吗?


带着一系列疑问,我在读博一年后回到北京进行试调查。我寻找一切可能的关系路径找到田野“入口”。当时有个师妹正好进入一家三甲医院做了医务社工,通过她,我见到了刘大夫。刘大夫初次见面,滔滔不绝跟我讲了三个小时,谈了医生的日常工作,也分享了他对于医患关系恶化原因的看法。


不过,他也提醒我说,医院和医生现在犹如“刺猬”,其对外界的所谓“调查”、“了解”都非常敏感。一旦有“风吹草动”,医院和医生就会“缩紧”以保护自己。此外,他在访问的最后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你录音,我今晚就不跟你讲这么多了”。所以我在后来的田野调查中特别注意医生这方面的“忌讳”,多半的访谈我都没有录音,而是靠事后的回忆与笔记(我记得在后来的田野过程中,每次结束访谈回住处的地铁或公交车上,我就拿着我的诺基亚5530赶紧记下访谈内容的一些关键词,回到住处后就尽快整理成完整的文字)。


除了师妹,我还询问老师、同学、朋友等有没有认识的医生或医学生。我甚至还在北大BBS发帖,由此找到了一位北医的同学,热心的他带着我拜访了好几位他实习医院的医生,这些医生就成了我最初的一批被访人。


此外,我还访问了一些有过就医经历的同学朋友。2009年的暑假,我在北京的一个月可谓收获颇丰。这是初次进入新领域的正常结果。正是在这次试调查的过程中,我有了博士论文的一个基本论点:我们的公立医院是个很“奇怪”的单位,而医生还“依附”在这些单位而缺乏“自由身”。


三、田野中的关系、信任与迷失


到2009年年底,我回到北京,正式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博士论文调查。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进入一家医疗机构进行民族志研究,做一个深入的个案调查。但是后来我放弃了这一想法。这主要由于博士导师陈纯菁(Cheris Chan)的提醒。


与导师陈纯菁老师


Cheris在看到我写的初步调查的报告时,就以其极为敏锐的社会学感觉建议我,进入一家医疗机构调查不如进不同级别的几家机构调查,因为显然,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之间的差距极大,级别是影响医疗环境、医生的生存处境、执业行为、医患关系等状况的不可忽视的“自变量”。于是,我听从Cheris的建议,试图进入不同级别的机构进行观察,同时寻找医生、医学生、其他医务人员、患者、曾经的患者等进行访谈。


问题是如何进入不同级别的机构呢?我当然还是联系刘大夫,他答应让我跟着他出门诊。在他这里,我看到了患者的百态,体会了医患之间的不甚信任的关系,也见识了医药代表的各种策略。


后来,我又通过刘大夫的介绍,去观察了血液科的门诊。但这只是一家三甲医院,我还需要找到二级医院和基层机构。巧合的是,通过一位高中好友的牵线搭桥,我联系到一个年长我数十岁的老乡。


这位老太太曾经是某医学院的领导,她对此非常热心。在跟她说明我的背景和研究意图后,她欣然答应替我联系她的学生,以便让我能够进入到某家医疗机构。经她的介绍,我认识了宋大夫,由此进入了另一家三甲医院的心内科进行参与观察。我不但跟随他出门诊,而且还被允许在他主管的病房区访问患者、观察医护人员的工作。


其后,通过宋医生的介绍,我进入了一家二甲医院的心内科。再后来,又通过这家二甲医院谭大夫的介绍,我去到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这样,我基本解决了田野进入的问题。


但是,信任仍是个问题,尤其是医生如同“刺猬”的大环境下。我还清楚记得2010年3月份我进入那家二甲医院心内科进行参与观察时的情形。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早会,科主任方大夫让我跟全科的医护人员做个自我介绍。我说我是香港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医学社会学,来科里学习和体验生活,了解北京的医疗情况,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回想起来,这些介绍多少有些“正式”。随后几天,科里的医生都对我“敬而远之”,直到大约一周以后,科里年轻的童大夫跟我聊了起来。她问我为什么选择杏林医院,怎么进入到杏林的,在香港读博士为什么不研究西方社会的医疗卫生体制等等,我就一五一十解释了一番。


对于最后这个问题,我解释说,我是内地去香港读博士的,是浙江人,去香港前是在北京读的大学与研究生,所以我自然就关注内地的医疗卫生体制。


就在这时,在场的另一个大夫突然说道:“原来你是自己人!我说香港人不可能普通话说这么好啊!”这突如其来的一个“转折”,使得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之后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他们开始向我“吐槽”,诉说他们做医生的酸甜苦辣。


这样一件事情,使后知后觉的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在研究当中的身份:我一定要向调查对象表明我是他们的“自己人”,而不是香港人或者“外人”。自己人意味着我跟医生之间会有更多的信任,两方之间的距离更近,这样就更好“说话”,我就能获得更多更真实的信息。


到2010年5月,我通过二甲医院谭大夫的关系,准备去社区卫生服务站参与观察。当时因为钟站长在外学习,所以我先通过手机跟他取得了联系。他在通话中就问我的来意,而且我听得出来,他非常关切我的身份——究竟是大陆人还是香港人。我这时候已经有了先前的经验,于是就跟他强调我是浙江人,之前一直在北京上学,只不过目前在香港上学而已。钟站长这才放心,答允为我的调查提供尽可能多的方便。


通过这种建立“自己人”圈子的方式,我不但进入了观察点,而且也在调查后期开始使用录音,而这时候,医生被访人对录音已经不排斥了。比如,经过两个多月的相处,我与二甲医院心内科的大夫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7月初,我约同一科里的一位大夫做访谈,我问能否录音时,他说“录音不怕,咱们都是自己人”。


调查似乎进行得顺利,然而我自己却“迷失”在田野中。到2010年4月份(调查时间过半),我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所获得的问题答案开始重复,新信息越来越少,我感觉问不出新问题来,这明显与试调查时候的新鲜感、所获得的大量信息迥异。难道是田野资料已经足够?抑或是自己缺乏医学知识,因此难以深入?


我把这种感觉与困惑写信告诉了Cheris。导师立马回复说,这与有没有医学知识并没有关系,很有可能是因为我的“研究问题”不明(实际上,我当时对“研究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我下田野前的研究计划确实缺乏非常明确的研究问题)。


依照她的经验,这时候可以先从田野中“抽身”,回到学校来读文献,因为此时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田野资料,理论上来讲应该更明白自己要读什么文献,通过更多文献的阅读,我就可以明确化或修订我的研究问题。实际上,理想中的质性研究应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研究问题、文献与田野资料是在不断交互作用的。


不过,我当时并没有采纳她的建议。田野过半以后,因为我又进入到新的机构进行观察,并且联系到更多的被访人,因此我继续了田野工作。直到2010年7月底,我算是结束调查,返回了香港。


四、你的社会学问题是?


按道理来说,我此时还剩下两年的时间,写一篇博士论文应该绰绰有余。然而,在初步写完两章之后,我便停滞不前。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写什么。我当时一直修改我的提纲,印象当中似乎有过二三十稿论文大纲。当时自己写一写就停笔,面对一堆田野材料,不知道如何将其组织起来而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为何会如此?根源还在于我进入田野前的问题意识不明。这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我的研究问题模糊不清。我只是有个大概想法,想讨论国家干涉如何影响了医生的执业行为与医患关系,但是这里并没有一个puzzle。可以说,我当时问的只是一个what和how的问题,却没有why的问题。站在当下,我逐渐意识到(还是后知后觉),一个好的问题的提出必须经过比较,无论与研究文献比较还是与经验常识比较,无论历时性的比较还是同时性的比较,无论是不同组织的比较还是不同国家地区的比较,总之比较是必需的。


比如,就国家干涉医学职业这个问题,其他国家有没有干涉呢(国别比较)?建国前,国民政府有没有干涉呢(历史比较)?干涉的后果呢?为什么中国医生的执业处境会如此与众不同呢?职业与国家的关系在塑造这种处境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这些疑问大概成了我几年后写作《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医生职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一文的最初动因)……但是当时的我只是傻傻地提出了一个“如何”的问题。如果在今天,我可能就会追问,为什么要问这个how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吗?如何与研究脉络对接?


其二,我对研究脉络(文献)不够熟悉。尽管有刘思达的研究作为入门指引,但我自己阅读这方面的文献并不足够,这一点直到2011年底、2012年初才开始努力补上(实际上补得并不好,刘思达后来看了我的博士论文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的分析框架太过简单),而此时已经距离提交博士论文的最后期限只剩半年时间。我当时就是这么硬着头皮一边读文献一边写文献综述的一章。要是前三年读的文献足够充分,就会大大减少这种困境发生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在一些会议场合,我报告了陆陆续续写完的章节初稿。但每一次,我都怕见到导师。Cheris每次听完就问我,Whatis your sociological question?What is the case case of?如果我对中国医生的案例不感兴趣,那么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为什么还要读你的论文呢?你的论文有什么意义呢?我当时对这些问题还懵懵懂懂,现在我在《社会科学研究设计》的课上会问同学们同样的问题。若干次被“质问”之后,我也熟悉了导师的提问套路,但我每一次都会被问得哑口无言。说白了,我究竟要以中国医生的尴尬处境回应社会学的什么问题呢?我确实回答不了。


因此,2011年底到2012年8月,这是我最为焦虑的时段。我苦于找不到我的研究问题,但是故事还是得讲、论文还是得写、工作还是得找。导师看我进度很慢,建议我定一个计划,每天花多少时间写,必须写多少字。她说她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迟迟都未动笔,一直在构思。到她开始下笔,她只花了三个月时间就写完了长达400页的博士论文(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社了以她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Marketing Death)。


我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前后拜读了导师的博士论文。我感叹,为什么不早点读这个博士论文呢?实际上这可以作为我写作的范本啊(我一直坚信,研究的范例对于博士研究意义重大)!然而,我的焦虑感并无减轻的迹象。除了我的同学朋友们给我的支持之外,我的co-supervisor吕大乐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与导师吕大乐老师


当我有了一些想法和进展后,我就去找他聊天。他虽然不是研究职业社会学的专家,但我惊奇地发现,他对这一块的基本文献和基本问题也很熟悉,而且他还推荐给我一些新出版的著作。每次聊完,我的心情就平复一些,焦虑感就缓解一些。所以,博士导师的这一功能也是很重要的!


终于,我在2012年的5月份写完初稿,我将经验问题表述为“为什么中国医生要在执业过程中不断违犯其职业伦理以至于成为一种常态”,违犯职业操守的情况已然令人惊愕,但更令人惊愕的是这种状态维系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并没有改变的迹象。而我的研究问题,最后还是表述为一个how的问题,即国家与职业是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如何导致了上述处境的产生。这就关涉到公立医院的似单位而又与传统单位制不同的性质,以及医生的依附状态,医生的尴尬处境必须从这些体制因素中寻找原因。


所幸,导师看完我的论文,认为基本过关,她甚至还认为其中某些章节写得不错。2012年8月31日deadline当天,我上交了论文。11月中,答辩通过。痛苦的博士研究经历终于告一段落。


五、小结


博士期间的经验直接影响了我目前的教学和研究状态。开始工作后,我的写作速度甚慢,这跟我博士论文的质量和博士研究的质量有着密切关联。由此,我有几点经验教训与后来者分享:


其一,研究领域的选择。我选择的职业社会学是个比较小众的领域,在美国甚至处于衰落的趋势。但是这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选择一个领域是不够的,必须选择两三个领域,且与职业社会学相结合(在我工作后,杨老师就曾对我说,在三两个领域耕耘是必要的,而且其中一两个必须是主流领域)。这些领域之间边界的模糊、相互的融合,可能带来新的、好的研究问题。回过头去看,假使当时我把职业社会学与组织社会学(譬如医院组织的问题)、经济社会学(譬如红包交易的问题)、政治社会学(譬如医生协会的问题、医患冲突的问题)等结合起来,我现在的写作境遇可能大不相同。


其二,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吕老师曾经说,历史学如果发现了一些新材料,就可以写一篇文章。社会学则不行,必须要与研究脉络对接,也即是要问Cheris的那个问题,What isthe case case of?这恰恰是我们很多人所面临的社会学研究的一大难题。克服这种困难,必须同时在文献阅读与田野调查上苦下功夫。研究问题如果明确,意味着分析框架的明确,那么研究者在田野当中就不至于迷失,其所搜集的数据就有针对性,数据的整理、分析和最后的论文写作就相对容易。


其三,研究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理论、研究问题与田野资料的来回交互作用,会使得研究者相应地修改研究问题、改变文献阅读的方向、甚至推翻研究问题重来。无论怎么变动,实际上都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过程。作为研究者千万不能急于一时,社会学的研究真的是要付出大段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因此,坚持不懈,同时不断调整(说句大白话:路是要走的,脚部不能停,但是不能老奔着死胡同去,转弯掉头都是需要的),“迷失”在研究当中的研究者对此应该有清楚的意识。


--------------------------- END ----------------------------


【博士论文】往期文章目录及链接

【第1期】黎相宜:我去美国做田野

【第2期】马强:在俄罗斯的田野上

【第3期】陈涛:理论研究作为一门手艺

【第4期】樊佩佩:追考“灾政”——汶川地震灾区田野纪事

【第5期】狄金华:游走在田野与理论之间

【第6期】高学德:定量研究的痛与乐

【第7期】苏熠慧:在田野中探索学术与生命

【第8期】刘子曦:量化历史研究的乐趣

长按下图二维码,关注学术与社会(W-Scholar)!回复关键词“指引”查看精彩图文。 

【修订版】社会学核心期刊投稿方式一览(附投稿指南)

学术论文写作指引(07):研究如何发问



看大家都在讨论什么

0 条评论
免费下载 ×

下载APP,支持永久资源免费下载

下载APP 免费下载
温馨提示
请用电脑打开本网页,即可以免费获取你想要的了。